不苦六：人――对话――人《命运档案残叶――种斗还是种花》

主题――对话a

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几号？日记本上的日期被褐色的液体浸化，就象一小片干透的卷烟纸上的湿迹，在颜色本来就非雪白的纸上，随着空气的氧化，已变成了不太出色的一块”蛾鳞”――北京人称呼污渍的俗名。

进屋的第一件事，拧开“可口可乐”的瓶盖，往水杯中倾倒黑液。似被无数个藏在液体中的精灵吹出的泡沫，欢叫着涌向杯口，在其溢出杯沿儿少许的瞬间，赶紧住手，拧紧瓶盖，将瓶子放在组合柜上。望着泡沫破碎、萎缩、下沉，瞥眼看了一眼腕子上的表盘，已经是子夜12点多了。奇怪，气泡破碎的喧嚣已然消失，可其余音却仍旧在耳畔回响。九哥的屋里黑着灯，没有“麻局”，那也不像洗牌的声响。不对，抬眼望着门上的小换气窗，侧耳细听，那声音分明是从南面的远处传来的――不是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就是南长街南口内，否则，不会有这种海潮般的回音。

这种时候，那里会有什么庆祝活动呢？

喝一口“可乐”，润嗓定神，当口中的液体变成胃中的鸣叫，那声音犹在。放下杯子，关灯出屋，没有锁门，快步走出院子，将院门拉紧，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朝南急行。当走到“81号礼堂”的时候，那声音已然沉寂了。

“一切声音皆是陀罗尼！”

脑子里怪怪地想起了小兵来信里的话，不由得又想起了新疆与北京的时差。现在，他所在的劳改农场，或许刚刚天黑吧？他是否又送走了一轮大漠上的辉煌落日，收获了晚饭后没人争抢的“观日点心”，带着衣服上的沙尘和阳光的温暖，走回了服刑的宿舍；晒得黝黑的脸上挂着从容开朗、自得其乐、超脱现境的神秘微笑，向一切面孔折射着灿烂的光晕，准备着迎接又一个缩减刑期、接近重获自由之夜的来临，让自己的灵魂在星光下“幽浮，飘荡”。

“信中得知，你拆婚散伙了――身边没了女人司令！咱俩可平――等了这回！你又自己做生意，有的是时间，你一定要练练气功！别光傻喜欢看书了！你寄给我的《伍柳仙踪》很棒，《基督山伯爵》也不赖。可你找到‘变成太阳’的门道了吗？你要是不亲自练练气功的话，到死也变不成太阳。你要是不听，就留神，我夜里到你床边照你去！看好你的‘鸡鸡’啊！别让我的影子给你化喽！顺来生人生物，逆去成佛做祖。好好想想――何去何从，自己选择――逆修从神，抗拒从死！”

“鲁迅讲他没玩儿转的‘黑暗与虚无’，你怎么证实？光靠心善和念经，没戏！”

小兵的话勾起了许多年少时的如梦往事。在这无人无车的夜路上，更增添了一种如幻似梦的意境。当走到胡乔木家所住的大院东边，在那扇从未见其开启过的、有推拉防盗门的朱门外，便听到了一阵从街楼的门洞外传来的奔跑的脚步声，却没见到人影。我急忙快走几步，冲出了便道上的门洞。历史在我眼前拉开了令人吃惊、费解的一幕――

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侧，隔着长安街，在街口外的西北侧便道的弧形弯儿西边不远的便道下，一位身高1.8米左右，头戴大沿儿帽，身穿军绿色棉大衣和裤子，脚上穿着黑色皮鞋的年轻警察，右手高举着一条深棕色的腰带，电镀不锈钢的皮带头在华灯的映照下闪着亮光，对着与他间隔两三米远的一个矮个子、梳着两条小短辫子的姑娘，忿怒地高声责骂道：

“我抽死你们小丫挺的！让你们丫的跑这儿闹事儿来，给我滚蛋！――滚回学校去！”

京腔京骂。如粗野的家长教育惹事幼子般的蛮横和愤恨。

但是，他并无“老鹰捉小鸡”势在必得的冲动，没有用皮带抽她的动作，只是挥舞着它，加重着他讲话的分量，发泄着追逐和驱赶的任务给自己带来的不快。他的五官端正，皮肤白皙，只是下巴略窄些。背对着我的孩子让他显得更加高大和威武。女孩左躲右闪，试探着安危的边界，仿佛不敢确定这真是自己赢得的逃逸下场，直到自信警察大哥用彼此间的距离――而不是声音――给自己留下了继续逃跑的空间，才猛然向西边狂奔；如一掉队的士兵，似一失群的孤雁，在她的前方百米开外，还有一两个身材不高的男孩也在向西跑着。

世界似乎真成了幻象：不知她们是假的，还是我是虚的，自己在其身边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警察弟兄的眼睛太厉害了，他好像知道我不是“闹事儿”的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便往长安街南面走去。

这是在一瞬间里，发生在我移动的脚步与他们由急变缓的步履所共振的土地上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尾声吗？

我继续向西走。在石碑胡同口外的便道上，倾倒叠压着一长串自行车；“二十八中”往西，中南海南墙外的便道上也有，只是没对面的多和密集；车子大都较破旧，并未在街灯下反射出多少亮光。

那位容貌清秀的警察脸上闪露出的倦意，很像是被从睡梦中喊醒后来无奈地执行公干的。他单枪匹马的孤军深入，充分显示着他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然而，他的工作态度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会堂西门所对的方向，我猜想，或许那边的胡同中会有等他归队、准备打道回府的大队人马吧？

他这般忘我的工作意识和举手投足的言行，会在他的生命中播下什么因果的种子呢？而那个女孩，又会被这种宽容的驱逐和粗野的谩骂，激化出何种思想行动呢？

这是怎么了？究竟为了什么？心里纳闷地自问着，人已来到了中南海的南门――新华门外，踩着似便道是的旗坛，向北扭头望了一眼门廊里站夜岗的士兵，标准的“立正”姿势，并无异样；他们将门洞内影壁上那五个金色的毛体字――“为人民服务”――衬托得飘逸而自在。

突然，一阵汽车的马达声与轮胎碾压、摩擦路面的声音，把我的目光引向了行进的方向。只见从“六部口”东边那条窄胡同里，疾驶出一辆短屁股{两厢}的白色小轿车，车顶上架着一台摄像机；在开启的顶窗里，猛然钻出一位穿白色衬衫的男士，如同从坦克的顶端仓门中钻出的战士，摆弄着脸前像重机枪一样的摄象机；车子向东驶来，镜头对着道路两旁来回扭摆，很快就从我身旁驶过。

待自己走到“电报大楼”东侧的便道上，扭头朝南一望，只见“音乐厅”东墙外的马路东侧，逶迤地停着数辆军绿色的卡车，见头不见尾。往回走了几步，站在“府右街”南口上，想着那个女孩，她会在这里追随一个或两个骑单车的同学，迅速地向北驶离吗？不然的话，她们躲到何处去了呢？愿她们平安无事。

那得到消息后驾车赶来的采访者，或许先拍摄的是胡同内的军车？现在则是在扫尾还是从“闹事儿”的事件一开始就在这里呢？

想一想以“新华门”为中心向街两旁由密致疏摆放的单车，它们是如何被全部推倒的呢？卡车上不会有学生吧？那应该是执行任务的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那学生们又是如何撤离的呢？因警察的干预而四散奔逃？有人在慌乱中取车子时碰了一下，于是车龙便似“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在它们的倒塌声里，在学生们的惊呼声中，没有车子的学生们便只能慌不择路地逃离事件的中心。于是，才会有我在南长街门洞外见到的情景吧

那么，这么多的穷学生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自己的车呢？是怕挨打挨骂，无暇顾及，撒手而去；还是躲在了哪里，等着警察离去后，回头再来取呢？如果警学之间没有一个相互对峙、相持的阶段，那么，他们的喊声能有那么长久吗？

这些学生会是一个学校的吗他们深夜到此，所为何因？

忆想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三连冠”之时，大学里的同学们要出校门游行庆祝，被校领导堵在了校门里。空的暖瓶、酒瓶、罐头瓶，被当成爆竹摔碎了不少；还有几位高个子的同学，把扫帚裹上旧衣裳点燃当火把，带头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领着队伍游行；边笑边吼，边唱边跳，还将一棵小树的枯枝给点着了，所幸的是没有着火，没人受伤。可那时是因为自豪、高兴、幸福呀！今天，他们终于冲出了校门，却又是为了什么？从密密匝匝的自行车的阵势来看，不太可能是一个专科学校的学生们的单独集会。

离“五一”不远了，愿这个劳动者的节日，能够轻松愉快。慢慢的往回走，心里想着要不要等一等年轻的学弟学妹们，要不要为他们看一会儿车子呢？哪怕等来一位同学呢，也可以向他或她问一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让警察同志狠呆呆地责骂你们“闹事儿”呢？

长安街上没有人，连街道的美容天使――清洁工和洒水车都没有。好奇心和牵挂都得不到消解。他们走了，身影和脚步都没有留下姓名。

走到那位女孩幸运地迂回、转折、逃脱之地，站在那位口糙心善的警察老乡站过的地方，一瞬间，有一种渴望――想拥有一种特异功能，以便能够复原、看到她的面孔：

不是看她长什么模样，而是看她的眼神里有过什么，是否有过泪水――为我自以为是的愤怒和感激！

我又站在那位女孩站过的地方，微蹲下身去，向南方的天空仰望，回忆那位人民警察的面容和神态。如果自己就是那位学生，会因他的音容而感到委屈和恐惧吗？

是的，自己毕竟不是她，她的记忆里没有历史的回声――

“打死你也白玩儿！”

13年，弹指一挥间。

――她无法品味专业执法者与业余执法者的区别；她更无法体验新中国执法者在街头营业水准的提高和装备的进步。

她一声不吭，不像个爱招惹是非的小公民。她比当年的雷弟和自己都要成熟和稳重。若将距此处只有一站多地所发生的那一幕搬移过来，将她俩穿越时空搬移到过去，我们还要叫他们一声哥哥和姐姐呐！若他们看到我俩那时的遭遇，她俩会伸出手去搭救吗？他还会那样对待她嘛？她骂过他或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吗？她招谁惹谁了？即便真的犯了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也没有使用这种既伤神又费气的附加处罚――先予执行的谩骂权力吧？

“今天算你遇见好人了！”――他今天没有这么表白，仅仅是厌烦或说是厌恶别人多事儿吧？还有些对学生不识好歹、不知天高地厚的蔑视――特别透着一股子他所维护的境地的神圣与不可涉足、不可侵扰。

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伤害了他人――恐吓和谩骂，对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是一种正常的问候，也不是一种正常的对话方式；更不是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执法者，所应采取的工作态度。也许，他还以为自己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吧？实不知他既伤害了法律的威严，又伤害了法律要保护的公民权利；他甚至连自己的人格都侮辱了――“骂人不理骂自己！”很小的时候，就从女孩子口里学会了这句息事宁人、忍让育人的话，虽然长大了些以后，觉得它多少有点儿“阿q”的味儿，但仔细想想，无论谁骂谁，不都是在骂人本身吗？

那女学生多半不是北京人，若是的话，她多半会不客气地命令那位警哥――放下手中的皮带，或是诚心向他“叫板”吧：“你抽，有本事你就把我抽死，才算您有种呢！”也说不定，两个人没准儿还会因此成为好友乃至恋人吧？

这么想着，心里又不禁感到好笑――自己倒是北京人呢，可我说活了吗？哪怕装傻充楞地喊一声：哥们儿！问一句：怎么了？抑或干脆来一声棒喝――住手!是真警察吗？把工作证掏出来看看！”哪怕他像小兵吼晶晶那样给自己来一句：“有病，回家睡你的觉去吧――恐怕谁把您当成哑巴吧？”

如此一想，心里一个阴暗的角落便陡然亮了起来：他会不会是因为看见了自己，才没敢落下其手中的皮带呢？虽然这么寻思，多少有些抬举自己存在之意义的意思，却让自己发现了不虚此行的价值――沉默的旁观者的目光，在亲历中见证了事实，阻挡着廉耻之心与怜悯之情的沉沦。

中国的法治建设达到了什么水平呢？难道还在穿开裆裤吗？这是首都北京呀！

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夜的历史瞬间里的事件，种的是斗还是花呢？

我走回便道上，面向东南方站立，望着空无一人的广场，想起了小时候同小兵一起在那里放风筝的旧事。一只红色的“蛤蟆骨朵儿{蝌蚪}”与一只用报纸糊的“屁股帘子”，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蓝天下飞舞。那时候，还没上中学的我们怎么会想到，他今生竟会有20余年的牢狱之灾呢？

那是81年的夏天，自己上大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里的一天。上午10点钟以后，我在宿舍楼旁被拆除的废弃建筑的砖碓里，给工程队打工――号称勤工俭学――用瓦刀清理可回收再用的整砖。固化的水泥沙子灰，敲打起来甚是费力。每一块被验收合格的，可得到3分钱的工钱。如果不是想体验一下勤劳的滋味和父母血汗钱的来之不易，回报那据说是要“四个农民养一个大学生”的助学金{三等：每月14.5元}的恩情，自己宁愿去读书，也不愿在这偶然的机会中，为这几块钱去费时费力――敲打一上午，也顶多清理一百来块儿，不过是积累了买本课外读物的资本；诚然，也可用来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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