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与秦皇

二千多年以前，西方和东方分别发生了两件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大事。

在西方的耶路撒冷，经过古希腊罗马的繁荣、战争和文人辈出，一个普通犹太人木匠因为传教并自称上帝的受难被人们修饰成耶稣受难，进一步再改编成人类空前绝后的畅销书――《圣经》，从而结束了更为故事性受难的伟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代表的思想家时代。以众生蒙昧，战乱不止为代价的宗教神权高于一切的中世纪逐渐到来。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大量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但更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则是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人类混浊的精神河流中的一股永不衰竭的宗教精神的清泉。

在东方中国，则是一个受难的太子与一个淫荡的美妾产生一个神奇的小子嬴政。嬴政在商鞅的法家精神、吕不韦的商业精神以及李斯的权谋淘染下，创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的虎狼之师的秦帝国，并由此开创了中国皇权笼罩的漫漫长夜。皇权留给人们的除了孤独辉煌的陵墓和故宫外，更多的还是对人权，神权以及精神世界的桎梏。

这两件事在东西方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西方，神权高于一切，它可以任意决定人的命运和罪与罚，也可以任意泡妞（教皇可以有情妇，教堂壁画上可以有色情），甚至可以通过滥发赎罪券来恣意聚财，但不管它有多少罪恶和丑陋，但它宣扬的人在救世主面前的渺小，原罪，以及对不可知的上帝的献身精神还是支撑了多数信徒们的精神世界。而其“天堂”“地狱”的末世概念在东方也是没有的。

在东方中国，皇权高于一切，它也可以任意决定臣民们的命运和罪与罚，更可以肆意泡妞和敛财，连各类宗教也被它玩于股掌之间，与西方神权不同的是，皇权和皇帝的眼中没有上帝，更没有渺小和原罪而只有万岁和伟大，而皇帝而下的臣民们则变得也没有原罪和献身精神，千秋万代都是世俗的一群乌合之众。遵从皇权的结果是人们在生活中有烦琐的道德，但在生命中却没有道德伦理。

面对神权和皇权，众多才华横溢的天才文人都没啥力量，最高境界也仅是天人合一的自悟和遁道。广义的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或弥塞亚般的受难在东方是看不到的。

本文要提出一个问题是：当东方皇权下成长的文人面对西方上帝的时候会杂交出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绝大多数东方文人的眼中和他们的皇帝一样是没有上帝的。但谢谢上帝，几千年来，还是有那么几位稀稀落落地东方文人去追随西方上帝。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轨迹。

二、真正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

1603年，一个当时中国才华横溢的进士徐光启带着全家来到南京，接受金发碧眼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的洗礼，正式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从此以后，徐光启有了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教名――保禄。

从1582年就在澳门登陆准备去东方传教的利马窦，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才发现在西方视为常识和生命之神的上帝，在东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他只要一提到宗教，人们尤其是官员们就充满对邪端异教的警惕。聪明的利马窦发现，要在中国传教只有两招：一是用西洋钟表等玩意儿讲授天文、时历、算术等科学知识，同时学习中文、书法、品茶等和中国人广交朋友。二是拉笼个别上层精英入教。利马窦就是这样从澳门到肇庆，进而韶州，进而南京，最终获准移居北京，并终死于北京。

在西风东渐的进程中，传教士一直是一支坚韧不拔的主力部队。以利马窦为首，到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直至上世纪初的耶鲁中国传教计划，在前后两三百年中，传教士成了改变传统中国的重要力量。但是作为开路先锋的利马窦不仅向明神宗进呈了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礼物大大开了明王朝皇室的眼界，也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打开了通往皇室的大门，而他招安的徐光启则更让中西文化在两个东西方文人杂交中产生了烁眼的光芒。

三年前，徐光启就慕名来南京天主教堂专程拜访利马窦，热爱新知的徐光启倾慕利马窦的博学、见识以及从未领悟过的西洋科学，而利马窦则欣赏徐的儒雅，好学及其身上进士与上流社会的光环，两人相见恨晚，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两人的握手，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相融的新篇章。

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徐光启不仅自己，而且带着全家正式洗礼入教，自己居然也官运亨通，先是礼部侍郎，最后竟官居文渊阁大学士。但就是这个明代顶级大学士，信教以后发现了西方思维完全与东方不一，徐进士逐渐抛弃了中国文人风花雪夜的吟诗弄赋的风骚，开始了很土很实用地开启中国科技的新坦途：通过与利马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几何”一词为数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最先被徐定义和发明）发现西方思维的逻辑科学；通过在利马窦的影响下主修《崇祯历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缺陷较小的历书，并发现西方的天文和时间科学；通过教会练兵造炮，发现中国的炸药居然可以在西方杀敌，开创了中国的热兵器时代；通过编纂不朽的《农政全书》提倡农学，进而大规模提高了中国农业的技术和减灾水平，尤其是番薯的引进和种植开创了中国旱地农作高产的先河，进而奠定了中国人口爆发性增长的农学基础

可以说，通达、务实的大学士兼天主教徒徐光启是中国文人中少数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文人之一，今天上海市中区徐家汇的名称就是为了纪念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徐光启家族而流传下来了，不知今天的上海人还有几个知道。

在徐保禄身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文人和上帝相结合后产生的力量。

三、当代最伟大的华人

谁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华人？

清末以后，中华大地英才辈出，乱世出英雄，也出流氓和伟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偏好写出当华人英雄的大号。但伟人还是应有广泛的社会认同的。

上帝和中国文人结合还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

1943年，在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学界精英所在的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推选“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结果除了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莱特、福特、杜威之流外有一个华人也入选，这就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晏阳初博士。

晏博士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文人塾师之家，晏阳初童年即在传教士兴办的西式学堂接受教育，后在成都、香港的教会学校学习，本来他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去英国留学，但他最后选择了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去美国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是一个中国人值得尊敬的大学。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耶鲁大学1892年的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彼得金在中国被斩首示众，反而激发了他的同学们决心以耶鲁人的行动来证明耶鲁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自筹资金设立“耶鲁中国”计划。结果一批耶鲁人来到中国湖南长沙，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在三湘大地开创了第一批有现代文明色彩的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湖南在乱世中官僚军阀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但这些宗教耶鲁青年坚持下来，并对开化湖南起到了启蒙作用。青年的毛泽东来到长沙，在其《湘江评论》被查封后就主编过耶鲁中国计划的《新湖南》杂志。

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来到这样一所既充满宗教精神也充满对中国关切的顶尖大学是找对了地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晏阳初以耶鲁中国计划的精神，把目光投向了代表软弱中国政府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万华工身上。

那是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毕业的第二天就来到法国战场，服务于战场上的农民华工。晏发现这些农民工脑袋并不笨，但就是不识字，多数农民工对博士的需求是代写家信。晏尝试着从复杂的文字中选出1000个常用汉字教农民工们认字，为此晏专心编了一个口口相传的《千字文》，如“一个人两只手，两个人四只手……”实行起很有特色的晏氏识字法。不久又创办了一个简陋的《华中周报》。几月后，博士收到一个华工的来信并寄来了365个法郎，来信说报纸让他们认识了周围世界，但报纸定价太低，害怕办不下去，他寄来三年的打工积蓄希望博士把报纸办下去。这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365个血汗法郎改变了博士的一生，他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

1920年，应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晏回到中国，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全国的识字运动。由于主要的赞助者是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的太太，也由于耶鲁中国计划的据点在长沙，他到长沙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扫除文盲的大游行。这个游行队伍中有青年毛泽东的影子，他在长沙动员的一百多位志愿者式的扫盲教员中，也有青年毛泽东的名字。

识字运动搞得声势浩大，各地大员请晏阳初做官，北方的张学良以出八百万大洋支持平民教育运动为条件邀博士去做东北的行政院长，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大官，况且识字运动也很需要经费，然而博士拒绝了，张少帅干脆把晏博士的助手关进监狱，等晏博士赶到时，发现他的助手正在监狱里教狱卒识字呢！

但晏阳初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1929年起在河北定县搞的乡村建设实验。从海外归来的晏博士发现中国的文盲主要在农村，而农民的问题主要是“愚贫弱私”。于是他带着他的海外太太，以及一大群文人同道，在定县大搞识字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在定县，他甚至把历史上主要县审判案件和收税的县衙门改造为为公众服务的机构。针对贫困，他引进杭鸡和新的棉花品种，让当地的鸡蛋产量增长3倍，棉花产量增长15倍，针对缺医少药的情况，他动员北京的大医院去办乡村诊所并培训大批的赤脚卫生员，针对大地主的高利贷，他引进金城银行等大银行去搞小额信贷。（为此当地的地主曾贴出打倒晏阳初的标语），针对愚昧无知，他弄来收音机和高音喇叭让农民们也知道天外有天和天下大事一时间，定县云集了超过50个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博士，各路大员甚至国民政府的内政部的高级官员也去学习。中国的第一次现代意义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此拉开大幕，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在沿晏老先生的路子往下走。

作为基督徒，晏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四处变着花样募捐，他四处演讲，到处拍有钱人的马屁，他不仅打开了美国钢铁大王和上流社会的口袋，甚至还走后门去美国白宫和国会游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条款，那是1948年，晏阳初在美国最高法官道格拉斯的引导下，见了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杜告诉博士有一个援助中国经济的议案，总额为27500万美元，“我准备建议所有这些钱都用于你的计划――为中国农民们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计划”晏阳初一听忙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有十分之一就够了。后来美国国会真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条款，在援华的资金中十分之一专项用于晏阳初的教育计划。这是美国国会第一例专门资助一个外国人的条款。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的访谈时曾这样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去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晏博士一辈子都在这样做。应该说，作为文人的晏博士既很平静，也很有力量！

五十年代后，晏阳初把乡村建设的实践推广到东南亚、非洲和南美，并在菲律宾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1945年晏阳初曾对蒋介石说：我们的人民遭受了20多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为农村的大众干些事情了。蒋介石回答：你是学者，我是战士，等我把敌人消灭干净了，会聘请你做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这样说：委员长，如果你只看见军队的力量而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你将会失去中国！

1938年长期关注晏阳初的毛泽东在延安对晏博士“以宗教家的精神”上山下乡改造农村的行为感慨不已。几十年后，毛倡导的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赤脚医生，人民公社等理想化运动谁能说没有晏阳初的影子。

尊崇三c（孔s，基督christ，苦力coolies）的晏阳初博士1990年逝世于纽约。这个当代伟大的基督徒活了整整一百岁。是伟人和文人中罕有的高寿者。

全世界都悼念他，日本人说他是现代化的路标性人物。

我们的华人，尤其是文人，对晏阳初博士有足够的尊敬和认识吗？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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