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两个调皮捣蛋鬼

1753年那个严寒的冬天，已经名满天下的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伏尔泰不知是为卢棱的文明否定论所恼火，还是要证明自己在人类文明价值判断感觉上先知般准确，快满60岁的他把元剧《赵氏孤儿》改写成了一本历史古典诗剧《中国孤儿》，剧本的副标题冠名为“五幕孔子伦理学”。剧本除了竭力宣扬伏尔泰一直景仰的孔子道德外，更把我国春秋时代的场景改成了离他五六百年前的宋代。男主人公换成了欧洲人认为的野蛮人成吉思汗，女主人公依达姆则成了大宋法律、风格、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最后的结果是成吉思汗虽然在武力上征服了大宋，但自己却被孔子的礼教道德所驯服。

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枫丹白露公演获得成功，伏尔泰也激发起欧洲文人对中华文明的兴趣。

看到一生生活轨迹乱七八糟、出生时就来路不正、四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多情诗人，居然以欧洲的孔夫子自居，最后演变成欧洲启蒙时代的泰斗，不可思议的是他眼光定位到中国的宋代，我不禁想起宋代名满天下的文人苏东坡。他和伏尔泰都是同样有一流的直觉和天才的文字表达能力，一样爱好名望和女人，一样从入世就引人注目，这两个人在各自的皇帝看来都是天生调皮捣蛋的高手，但两人却留下了完全不同的文明遗产。

把伏尔泰和苏东坡相比，有点牵强，但也有点意思。

二诗人与监狱

1717年5月15日下午，一方面写些讽刺宫廷的诗歌，一方面又拼命往宫廷钻营的23岁的阿鲁埃（当时还不是伏尔泰）在王宫碰到了在花园散步的摄政王。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阿鲁埃先生，我打算让你看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巴士底狱内墙”。

居高临下的摄政王没有食言。第二天早晨，警察局长就把还在床上的阿鲁埃揪了起来，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

阿鲁埃在那里呆了整整11个月。

但真还得感谢这次入狱。出狱后的阿鲁埃以伏尔泰的笔名写的诗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人们为看反政府诗人究竟写了什么东西涌去剧院，诗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诗人和文学家伏尔泰从此诞生。

但八年后的1726年春天，诗人因为与贵族军人罗曼的矛盾再次被送入巴士底狱。出狱后，深感不平等和压抑的伏尔泰被迫流亡英国。在英流亡期间，其以敏锐的思想嗅觉写出了反封建宗教专制的普及性哲学通讯录，也就是影响极大的《英伦通讯》。

哲学家和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师伏尔泰由此诞生。

可以说，没有两次入狱，法兰西可能会多一个李白、杜甫，或者拜伦、雪莱,但很可能不会有以后四处张扬、表达自由人权启蒙的斗士伏尔泰。

让我们再来看看苏东坡。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被任命为湖州太守。苏东坡按惯例向朝廷上了一道谢表，表中这位才子发了这样的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这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导致了改革派首领王安石先生选拔的一批“新进”们大为不满，最后皇帝下旨把苏东坡抓进了御史台的监狱――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大才子苏东坡当然想亲近皇上，也像普通文人一样对监狱和死亡缺乏准备，有些张皇失措。在监狱里呆了四个多月以后，宋神宗皇帝还是把苏东坡放了出来。出狱后的苏东坡走了一条和伏尔泰完全不同的路子。如果说监狱让伏尔泰更加热衷时代社会潮流，苏东坡出来后则更不管那些社会化鸟事，更加超脱自我了：

生平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驰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监狱让伏尔泰更加青春焕发，激情洋溢。监狱却让我们的东坡衰老了。

出狱后不久，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的一个东山坡上种花盖屋，一个真正的流浪洒脱的文人苏东坡诞生了。

三诗人与女人

两个调皮捣蛋的大才子，为什么一个出监狱更富于社会性的激情和进攻性，一个出监狱选择了洒脱和更多地在自我解脱上找乐子，更多的原因恐怕还要从早期的社会环境上去找。

苏东坡一辈子有名有姓的美女有三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

无名的美女被东坡欣赏的就太多，不管是青楼妓女，还是戏子歌女，还是朋友的妻子，东坡除了送秋波外，题赋、赠画、写诗不计其数，总之，对天下佳人，东坡显得纯情、真诚。这才有他的千古佳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伏尔泰老先生也不甘示弱，歌女、舞女、女、贵妇、别人的妻子，能争的绝不示弱。此公一辈子都在女人堆中打滚，但居然终身未婚。比起纯洁的苏轼，此公在女人问题上有两大故事：一是善于把贵妇之流对自己的欣赏和献身当成交际的工具。此公不计其数地被宫廷逐出巴黎或被通缉，但大多又靠时间和裙带关系溜回巴黎。二是此公一辈子特别喜爱已婚之妻，典型的是夏特莱侯爵夫人爱米莉。爱米莉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对科学（尤其是数学）、文学和社交有天赋的才女，两人一见钟情，最后爱米莉的军官丈夫默认与伏尔泰共享自己的太太。与伏尔泰相爱十几年后，爱米莉四十三岁时又爱上年轻自己十岁的花花公子圣朗贝侯爵，55岁的伏尔泰发现后居然容忍了三人共一妻的状态，当爱米莉怀上圣朗贝的孩子,还帮着出主意让爱米莉的真丈夫回家当爸爸！

结论是：爱情上的不纯洁和更解放可能更有助于思想的敏锐和解放。

四诗人与官场

苏轼一辈子正儿八经当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官，曾经三次与位极人臣的宰相擦肩而过。一次是沿中国取士制度考试中元，被皇帝欣赏，明言为后辈准备了优秀的宰相人才；一次是司马光复位后，苏轼返回中枢与宰相一步之遥并已做到了痛苦的皇帝师傅；最后是生命走到尽头之前被中枢召回，众人皆以为回京必为宰相。

但苏轼终于没有做到宰相，虽然百姓皆以苏轼为好官，苏东坡对做官也很努力，基本上每处都留下好的口碑和业绩。但居然一辈子名满天下却官场失意。正是中国伟大俗语：“好人命苦，红颜薄命”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中国自秦始皇开始中华帝国后的厉害之处：你是才子么，只要你沿着皇权的道路做个唯唯诺诺的“皇虫”，你就有功名利禄，否则你无路可走。中国人才的表达之路只有两条：要么参与科举，要么杀人放火。参与科举，就只有变成皇权机器的螺丝钉，就必须与皇权机器相吻合，你个人的表达和权利没有存在和成长的空间。要杀人放火推翻政权又是个成本太高、风险极大的事情，很难成为人才们的正常选择。

所以，生为人才，尤其是文才，生长在中国的皇权时代注定就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中国皇权时代产生不了思想家的原因亦在于此。苏东坡的一生无奈，也在情理之中。

伏尔泰的幸运也在于此。

此君一辈子想拍宫廷的马屁以求一官可做。为此，此君不仅搞裙带关系，甚至当法国宫廷的间谍去德国做说客。但严格来讲，此公不同于苏东坡的是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个正儿八经的官，其官场之路居然毁于一件可笑的小事：伏尔泰的情人爱米莉好赌，常到宫廷里去打牌。一次与皇后等几个贵妇打牌，几个贵妇联手作弊想让爱米莉输钱，伏尔泰发现后就当场说了一句“你怎么能和这些骗子们打牌”。话一出口，皇后马上问：“你在说谁呀？”伏尔泰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拉着爱米莉逃出皇宫，逃出巴黎。

说皇后是骗子，那不要说做官，连脑袋也可能保不住呀！

逃出巴黎，伏尔泰在一个贵妇家躲了起来。官是做不成了，但从此伏尔泰拿起笔写小说、写剧本、写信、写文章，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民间思想家的旅程。法国少了个庸官，多了个不庸俗的启蒙思想家。

结论是：不做官或做不了官，有利于思想的敏锐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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