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学到巴黎大学

书读完了？

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书名很狂的书：《书读完了》，作者是高级读书人金克木老先生。我很是纳闷，一生以读书为乐为业的大书生金老爷子为何出此狂言？翻开这本多谈读书的文集，开篇，金老先生就讲了他同感很深的传闻：历史学家陈寅恪年青时曾去拜访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当时很惊讶，以为夏老先生糊涂了。等到陈自己也老了，他才觉得这话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就那几十种，是可以读完的。很多书，读来读去无所得，有的书读下来茫然若失，也有的书读后像喝了毒酒，多读无益。

金克木先生写此文的时候，也是老人了，他大概也同意上述两位老先生的感觉。只是他在两位老先生的基础上对读浩如烟海的书要讲些分门别类提纲挈领的方法。书是可以读完或者超越的。金先生的这本文集，谈了很多雅致的读书法，对书生们应有教益。

虽然书是读不完的，而我却突然发现，不同的读书路径依赖会造成更不同的、超越读书人个人感受的社会化后果。

其实，有些书，如虚情假意的孔子，李宗吾的厚黑学等等，不读也罢。

为什么欧洲会群星灿烂？

1888年，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文人们，大都把眼光投向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博洛尼亚。这一年是这个小城的学府博洛尼亚大学诞生800周年的日子。当时世界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汇聚在这里。这个大学是800年前，教会的教士们为了研习罗马法律而设立的教会学院。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专门颁布法律，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从十四世纪开始，这所大学除了神学、法律、医学之外，又增加了天文、算学、哲学。十六世纪又率先开始了所谓“自然魔法”（即实验科学）的教学，这所学校除贡献了但丁、彼得拉克、达帕尔玛、费罗、哥白尼、富兰克林等著名校友外，还在1888年，被西方所有的大学尊为办学的根源。一百年后的1988年9月18日，欧洲430多个大学校长在博洛尼亚的大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正式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的“大学之母”。

这个“大学之母”的精髓是：独立、开创、继承、包容。

与博洛尼亚大学差不多时期的法国巴黎大学办学的初衷是让穷孩子们学习神学，但开设的课程除神学外，还有文法、逻辑、法律、数学、音乐等课程。

巴黎大学没有博洛尼亚大学幸运，一开始就在教会和世俗势力的双重夹击下生存。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

经过两年多的罢课斗争，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巴黎大学终于取得国王的特许证书，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和干涉，成为独立的学术团体。在漫长的中世纪，巴黎大学吸收了全欧最好的学生和教师，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但与博洛尼亚大学不同的是，在都市的巴黎大学学生，充满了年轻人的反叛和创造精神。他们经常打架、罢课，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学校的独立权也时而丧失，时而复得。直到十七世纪初期，曾为路易十六担任宰相18年的黎世留（1585-1642）出任巴黎大学校长。这位皇室和教会的贵人对大学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几经艰辛，花费巨资，大规模重建巴黎大学，奠定了巴黎大学的国际声望。今天，它与博洛尼亚大学一样，被尊为欧洲最老的真正的大学。

这两所大学诞生的近千年历史中，其课程除了神学外，还有很多探索社会和自然科学真理的哲学、医学、法学、天文、音乐、数学等，其学生也不是为了去做皇帝的官而学习。所以，这近千年的历史中，欧洲出了群星灿烂般的文人，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除了独立、创造、包容等大学精神外，这两所大学开创的为人生健康、心智成长的贵族式读书路径也让人艳羡不已！

三中国读书人之伤

其实，比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早一千年左右，中国的汉朝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学：太学。就像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喜欢私家办学一样，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子们也喜欢思想交流和大办私学。秦统一中国焚书坑儒，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主讲“五经”。到王莽执政，此公特别喜好读书讲经复古。他与巴黎大学的大功臣黎世留一样，亲力亲为，以准国君之尊狠抓太学，为太学专修明堂并为学子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

汉代太学以及以后曹魏的洛阳太学，隋的科举，唐的国子监，宋代的太学及以后的科举教育路径，除了缺乏独立、创造、包容的大学精神外还有突出的两大特征：

一是用四书、五经之类有限的古籍统一思想，进行礼教的、对皇权奴化的洗脑教育。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不同的是，汉代太学及以后的历朝皇家教学机构没有法学、数学、医学、天文、地理、音乐等课程（唐时的国子监虽设算学，但算学只授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主流学生不授）。所以，近两千年，中国既没有出现真正的现代大学，也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史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反倒是满腹经纶的皇权奴才们层出不穷，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在此路径下读书，生动的人变成了痴呆之人，站立的人变成了下跪的人。

第二大特点是中国太学生们是为了做官而读书，不是为了健康心智而学习和创造。太学生们想要出人头地，必须把他的所有智慧放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上，所以中国的文人们除了在健康的心智和思想的原创性上有问题外，个个都是以官场能吏、大内高手为楷模，两千年创造了人类史上蔚为壮观的官场文化和没有骨头但生命力极强的皇权哲学。在此读书路径下，善良的人很容易变成了阴险毒辣的人。

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文人的读书路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庸俗的读书，而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读书路径是让人充满健康心智追求的，雅致高贵的读书！

四、“书中自有杀人刀”

事情还不止如此。按李敖大师的研究，中国文人由于读书路径偏狭，读书目的庸俗功利，居然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文人相残的“书中自有杀人刀”事件。

唐代一个品性可疑的大才子元稹，给皇帝打小报告称另一才子李贺其父名有讳，不能考进士；宋代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才子沈括（《天工开物》的作者）也打小报告举报另一才子苏东坡的诗歌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尤其是文字狱大都与皇权培养的文人官场武功过高有关。在这样的奴性文化中，不仅不能期望产生大思想家，连文人自身的尊严和权利都丧失殆尽。

五、读书创造历史

正因为中国太学和科举路径的灰暗沉闷，造成了中国文人的整体失身病态，一旦有新的书出现或新的读书路径形成，中国的历史必将改观。

这里介绍两本早被人们遗忘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籍：

广东罗明人梁发（1789-1855）是个聪明的印刷技工，当时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28）决定将汉译圣经《使徒行传》刻印，但清廷颁令禁止，并称“为首者立斩”，但梁却秘密帮助洋人刻印，此人的广东勇者性格可见一番。

梁后被马礼逊推荐前往马六甲福音教堂，经过与米林教士同住一年多，原信奉佛教的梁发于1816年11月3日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以后，梁学习英文和基督教义，到广州、澳门讲道。1832年梁发用“学善居士”名，将其编撰的布道小册子九种合刊为《劝世良言》，先后去广州和马六甲印行。第二年恰逢广州府试，各县考生逾2万名，梁发专送1000册前往贡院分送，洪秀全就是在此时得到此书的。十年以后，洪秀全以此书发酵、掀起了太平天国的惊涛骇浪。

此书不仅影响了洪秀全，也影响了当时对世道迷茫的很多南方学子文人。孙中山曾说他对满清政府最初的不满来源于故乡太平天国老兵们讲述的天朝悲壮故事。而他自与满清为敌后，也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

南风开始吹拂中国。

如果说梁发的“劝世良言”改变了十九世纪南方底层人们的思维，美国人丁韪良主编的《格物入门》（1866年）一书七卷则改变了当时京都思想界的上层贵族思维。丁是翻译官出身，在同文馆任事。取《大学》中“致知在于格物”意，内容包括力学、水学、火学、电学、化学和测算，皆是当时饱读经书的读书界上流人士闻听未闻之事。此书风行二十余年并流传日本。到光绪八年丁氏的《西学考略》出版，丁氏对打开中国人的脑袋，并让科学的西方真正吹向东方起了带头的历史作用。通过西学的传播，国人方知书中不仅有颜如玉、黄金屋，更有强国术。可惜国人办太学搞科举近二千年耗尽了多少心智财力生命，却和此类科学擦肩而过。

可惜，今人已没几个人还记得丁韪良和他的《格物入门》了。

读书开窍并创造历史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中国大大小小几百个皇帝中，除了流氓、无赖、农民皇帝外，还是有那么几个好读书的皇帝。南唐李后主好读传统风流诗书，结果把自己的国家弄没有了。清朝乾隆好读天下奇书，并专门找老外来讲天文、数学，结果成了中国皇帝中少有的不错皇帝。

看来，功利和庸俗的读书比起健全心智，享受人生智慧的雅致贵族般的读书还是天差地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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