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到方孝孺

一、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

公元前399年六月，也就是孔子去世后大约八十年的一个夏日混浊的夜晚，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雅典监狱中对几个围在他身旁的人侃侃而谈。这个年逾七十的老人虽然出身于石匠的家庭，是个参加过三次战争的老兵，但他这一生似乎更像一个天生的职业侃爷。经常赤着双脚，穿着破旧的长袍混迹于大庭广众。他虽然自称“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在菜市场、运动场、街头巷尾只要碰见有兴趣的人就会滔滔不绝地演讲和辩论。而且似乎没人能辩论过他。真是个典型的“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先知！与东方孔子娓娓道来的讲礼和好作结论不一样，这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老人在辩论中充满了进攻和不下结论的思辩：诸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等等。你说东，他会说西，你说善有理，他会说恶也不错。

就这样一个老人，既被一群色诺芬、柏拉图之流尊敬地称之为“先知”、“上帝的使者”，也被另一群被他看不上的人们称之为“雅典的小丑”。

正因为他太能侃，以美茉特斯为首的三个雅典公民以引进异神、教坏青年为名对他提出了起诉。为了审判这个名人，雅典组成了500人的陪审团。第一次投票以280票对220票判决苏格拉底死刑。判决后让苏格拉底答辩，苏格拉底慷慨地侃道：“雅典的兄弟们，我敬爱你们，但我将服从的是上帝，不是你们，只要我有生命和力量，我将永不停止宣传哲学……我是上帝派遣给雅典城的牛虻，我们的国家像一匹硕大高贵的骏马，由于它体积大，行动迟缓，需要时时叮咬它，才能使它精神焕发，所以我总是跟着你们，说服你们，并且在你们办事不公的时候责备你们。”

色诺芬、柏拉图等人也为苏格拉底进行了非常努力的辩护。根据雅典的法律，被告有权提出一种不同于原告所要求行罚供法庭择抉。而苏格拉底表示他的言行是有利于社会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犯罪，最合理的判决是让他终生在雅典的卫城圆顶厅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餐。在朋友们的规劝下，他答应提出另一种刑罚：假如要处罚他，最多让他交罚款一百德拉克玛就可以了。他的善辩和藐视陪审团的姿态激怒了一些同情他的陪审员。第二次审判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

结果，他被送进监狱等死。

此刻，他已告别他的妻子和亲属，只留下几个朋友和学生。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买通了狱卒可以让他逃亡，但他拒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喝完狱卒送来的毒汁后他躺下来，对前来告别的学生和朋友说，他曾吃过邻居的一只鸡还没有给钱，请替他偿还。说完，他平静地闭上眼睛。

古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就这样坦然地走了。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思想史和文人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死亡，值得铭记：

一、苏格拉底天生关心哲学和教育，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以人类自身认识为中心的人学哲学的创始人，与他辩论和讨教的大多也是些类似于柏拉图之类的后学青年，但判他死罪的罪名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它的新神，败坏青年”。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死于思想罪和言论罪！

二、与传统观念中通常认为只有独裁者才怕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相悖的是，原来民主制度也没多少包容性。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是雅典的民主政体和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按照雅典的法律，是民主至上，少数服从多数。苏格拉底虽然思辩卓越、侃功超群、智慧一流，但陪审团大多数结果不是被他侃服而是被他的言辞所激怒！

最后的结果是庸俗消灭了智慧，平凡的群虻吃掉了非凡的牛虻。

3）在民主宣判他有罪以后，他平静地接受了死亡判决。虽然有几次申诉和逃亡的机会，但苏格拉底以智者的风度放弃了。面对死亡，他既没有稽康抚琴弹《广陵散》的悲怆，也没有屈原放声问天的凄凉，甚至没有老子、庄子的孤独，他还是那样侃侃而谈，侃累了，喝下毒汁，走了！

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把“人”自身列入哲学中心命题的人就这样被他所钟爱的人们送上了天堂。

以思想罪言论罪判处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了人类民主政体上一次不可磨灭的污点。苏格拉底的死亡价值在于不断地警醒后人：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

二、皇权更不是个东西

在苏格拉底死后大约一千八百多年的中国明朝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文人死亡事件。

那就是明初的方孝孺之死：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天生的“读书的种子”，六岁能诗，师承明开国大儒宋濂，蜀献王称其为“正学”先生，曾为帝师，并总裁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官至文学博士，文章“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但其更注重教化，伸明王道，是典型的书生型品格端庄的皇家大儒。

建文帝上台后，倚重方孝孺治国，其多数文件皆出于方。方也成为建文帝削藩的主要谋士。即便如此，在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发兵南下时，燕王的首席谋士姚广孝也曾下跪求朱棣，在打下南京后，方孝孺决不会投降，但不能杀他，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燕王也答应了。

南京陷落后，方孝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将其投入大牢。但燕王要转身变成明皇，需要一份文字放光的即位诏书，众人皆推当时第一健笔方孝孺。明成祖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当即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似也感动，走下殿堂劝他“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王辅弼成王来了”。方问：“成王安在？”成祖答：“已自焚”。方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再追：“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让其草诏：“此事非先生不可”！方提笔疾书“燕贼篡位”。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这可把燕王惹火了：“当不顾九族乎？”方答：“便十族奈我何！”燕王气急败坏当场叫人把方孝孺嘴角割开并下命灭其十族。全国搜捕其家属及学生，送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杀戳。

就这样，强王朱棣面对犟书生方孝孺大开杀戒，整个行刑过程持续了七天七夜，总计杀掉八百七十三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血腥的“灭十族”的惨剧！

方孝孺在其弟被杀于眼前时曾作绝命诗一首以明其志：“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1402年的6月25日，在方孝孺的妻子、上下数代人以及方的学生朋友等十族被诛杀光后，方孝孺本人也被磔杀于聚宝门外，时年46岁。

方孝孺称建文帝为君，燕王朱棣明成祖为奸臣，但历史的史实是，在农民朱元璋的子子孙孙里面，朱棣还算一个有为的不错国君，其它当上皇帝的十几个朱家后人大多比朱棣荒唐无聊！

但就这么一个有为的不错皇帝朱棣，为了一个不服从的儒生居然就一口气毫无愧疚地杀了八百七十三人！紧接着，又发明了中国杀人史上更恐惧的“瓜蔓抄”，即“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攀染，村里为墟。”恐怕上世纪日本人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朱棣面前也自叹不如。其实，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这种屠杀高级文人的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汉帝杀晁错，曹操杀杨修、孔融，司马杀稽康……至于小文人和普通百姓被杀就更是举不胜举。

人的权利在皇权眼里不是个东西，而用人权去衡量皇权，那杀人如麻的皇权就更不是个东西。

三、侃爷和儒生的死亡价值差异

西方侃爷和东方儒生面对死亡都很镇静、坦然，甚至抱定以求一死之心，这种“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心态，还是很相通的。但在下述几个方面，却有很大不同：

死亡原因：

苏格拉底的死亡是典型的为了自我表达畅快，且与众生沟通难觅知音后的一个为已的死亡，因而死得很孤独、很高雅、很淡定；

而方孝孺之死则是中国古典文人“先皇帝之忧而忧，后皇帝之乐而乐”的为君死亡，为了老的皇权以死来抗拒新的皇权。毕竟不是为自己牺牲而是为他人莫名牺牲，因而看上去就死得很悲壮、惨烈、无辜；

死亡效果：

苏格拉底的死亡，导致了柏拉图等人的逃亡，更长久地导致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衰亡。此次死亡事件也昭示了面对类似今天的网络民主暴民，知识和智慧的苍白无力和孤独。在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的名言面前，无知的平民们更喜欢的是市俗的讨巧而不是智慧的傲慢和高贵。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了民主制度这一所谓普世价值天空高悬的问号。

方孝孺死亡后被明成祖的后任平反并授予忠贞朝廷典范大儒的形象为世人所敬仰，但这种敬仰加固了东方文化的皇权和君臣观念，对皇权来说是增加了坚强的道德基石，方孝孺及其冤屈的“十族”成了皇权城墙上优质的砖块。

死亡疑问：

侃爷苏格拉底的死亡，发出了对直接民主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一所谓普世价值的第一声强烈的质疑。到上世纪，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民主的光环下为非作歹，本世纪###在民主的旗帜下大肆行窃，使人类不得不唉声叹气：独裁肯定不好，民主也非完美，难道完美的人类社会制度真的只是想象中的乌托邦吗？

高大全似的儒生方孝孺的死亡，除了质疑了皇权制度的荒唐，也质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这类优秀文人前赴后继地为皇权生，为皇帝亡，自己不要命，也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搭上无辜的性命，难怪鲁迅先生哀叹：一部中国史在仁义道德的后面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可悲的是这种吃人，除了被人吃，也送上去让人吃，甚至自己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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