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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越战争后不久，应该是在一个月内，黎笋在越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对中国的专题发言，内容涉及中越之间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著名的黎笋的《b同志谈越中关系的报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因2000年1月在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了此报告。文中提到的三哥和b同志就是黎笋本人，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很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据斯坦因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是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克里斯多夫·古斯查，他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

从《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的叙述口气看，应该是黎笋在越共某次高层会议的讲话。黎笋的讲话涉及1952年至1979年间的中共和越共之间的重大事件。

黎笋的这个讲话主要集中在四件事情上：

1、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2、中国部分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有吞并越南甚至想控制东南亚的野心和计划；

3、指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拉拢越南；

4、谈1979年的中越战争，称是中国侵略越南，越南不怕中国，中国不是越南的对手。并做了分析，指出越南虽然很穷，但是有五千万人口，军队很强大，有苏联、老挝和柬埔寨的支持，有安全有利的地形，完全有信心打败中国。他同时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只是对中国少数领导人不满。

谈话比较杂乱，跨度大，既有黎笋的心迹、也有黎笋对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通篇交织着黎笋的内心独白，有真情有假意，有实话也有谎言，语言比较偏激。以下是黎笋的讲话原稿：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

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南越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而，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关系的密谋却说：‘没有这回事。’

实际上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

‘大约300万！’

‘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再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

‘大约4，000万！’

‘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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