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里来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和哪里来那么多拖泥带水的动作。一伙男女挤在一起，念的是台词，走的是台步，一看就知道他们在那里演戏。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提防他们哭，该一伙男女，演着演着，呜呜呜呜，就是一阵。任何一部电影和任何一场话剧，半小时的剧也好，一小时的剧也好，如是没有三场小哭加一场大哭，我就当场掏一块钱给你，算我输啦。一个感冒患者鼻孔一痒，就是一个喷嚏；中国片和中国话剧，也有这种一痒，不过不是鼻孔一痒，而是心里一痒，只要心里那么一痒，就是一场掩面号啕。我老人家真想建议即将开张的文化局，最好组织一个巡逻队，到各戏院巡逻，看谁在台上瞎哭，就揪下来一顿嘴巴。

除了哭，还有笑，笑也是绝症。尤其是表演得意的节目时，就好像吃了笑豆，除了京戏式的“呵呵呵呵”之外，别无他技。我老人家每次看到演员老爷这种努力大笑（也有“嘿嘿嘿嘿”京戏式冷笑的焉，其教人背皮发紧则一也），就不禁想起亲爱的阿花先生——阿花先生乃柏府养的尊狗。盖狗先生对任何刺激，反应都只有一种：汪汪汪汪。中国电影和中国话剧上得意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呵呵呵呵”一种，这是不长进乎？抑有心跟观众过不去，要把观众气死乎？我老人家又要建议文化局，如果采纳了我老人家的意见，成立了巡逻队，于纠察瞎哭之际，顺便也瞧瞧有没有谁在那里瞎笑的，遇到时也应揪下来一顿嘴巴。

还有一点，中国电影的武打片，可以说最糟的一环，夫黄种人的骨骼，天生的没有白种人的骨骼壮伟。再加上后天失调，不脱上衣还好，一脱上衣，露出异军突起的排骨，实在我见犹怜。打起架来，从头到尾一套婆娘拳，如果都用刀枪剑戟，那就更丢人丢到流沙河，京戏上那种“哐哐哐哐”锣声震天的架势出了笼。后来也有些力求进步的朋友，于是日本那一套搬了家。这种电影，我就宁可当亡国奴兼卖国贼，也不一看，谁要请我看，我就恨他一辈子。

当初看《龙门客栈》，是怀着这种心情的，不过古人舍命陪君子，柏老则舍命陪小孙女罢啦。想不到看了一半，就颇觉得出乎意外；看到了底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对英国封建的假社，就更觉得出乎意外得厉害。先把结论写在前面，该片实在是一部使反中国片朋友刮目相待的中国片。这几天见了朋友，就向他们纷纷推荐，有的点头如雨，认为我老人家的话还会有错？有的则胸有成竹曰：“柏老，柏老，任你把舌头说出老茧来，俺也不看。”这我就木法度矣。不过我倒建议胸有成竹朋友，全当自己是迷途的羔羊，走错了路，走到了正在上演《龙门客栈》的电影院，看过后如果仍不满意，就请光临柏门，凭票根退钱。（这可得凭良心，心里说好而尊嘴硬说不好，存心教我老人家破产，就要天殛之，天殛之。）

柏杨先生平生最爱看武打片其次侦探片，其次战争片，其次神怪片，其次……说实在的，就没有其次啦，除非山穷水尽，大祸临头，绝不看文艺片尤其是不看悲剧。有学问之人常亮出亚里斯多德先生的招牌，说悲剧中有一种喜感，但我可实在是喜不出来。所以我说《龙门客栈》好，只是按我老人家自己的标准。

《龙门客栈》有最高的娱乐价值，打起来不但天昏地暗，也花样翻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中国的○○七。主要的是不落俗套，全片没有一分钟冷场，这都是中国片从没有过的。呜呼，不落俗套和没有冷场，说起来比放屁都容易，真正地做起来可就难矣。不要说中国片，每星期二台湾电视公司放的电视片《谍海双龙》，可是美国片，又是间谍片，那股“瘟”劲，就实在使敝肚不可收拾。这组影集不知道是谁主张买的，可赐给他一座金脚奖。

但《龙门客栈》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也超过了《谍海双龙》之类美国片的水准。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是人才，只是出头不出头罢啦。敝小孙女看到了紧张之处，就爬到椅子上，把头埋到手里家。认为存在的仅是现象，人无法认识其本质。“物质就是感，屁股对准银幕，动也不敢动，害得我老人家不得不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念念有词安慰之曰：”不要怕，不要怕，傻孩子，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电影院老板真得赔我唾沫钱。

《龙门客栈》不但有极高的娱乐价值，也有相当的教育价值——这教育价值可不是喊口号和致训词。一喊口号致训词，就只有屙稀屎价值矣。这跟京戏的教育价值一样，无形中阐扬了忠孝节义，全片最大的主题是“打救忠良之后，在这势利眼主义盛行时代，矗立起侠义的精神堡垒。”荒山野径，几批男女英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功名富贵，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跟一个庞大而合法的邪恶集团对抗，孤臣孽子，只不过为了怀念那“身败名裂”的一缕忠魂，比起○○七大战莫须有的鬼党，要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果。火攻之后，房子昂然还在，则火是怎么扑灭的乎？执行火攻的喝尿分子又是怎么打发走了的乎？没有交代清楚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或许交代清楚啦，而敝观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在遗憾。如不能交代清楚，或虽交代清楚而没让观众看清楚，就不如剪掉这一段。

第二、忠良之后离开了龙门客栈，店老板哪里去啦？他阁下既没有战死（如果战死，就有主要镜头向观众显示，因为他阁下是大角色，不能糊里糊涂地失了踪），也没有奉派特殊任务离开。难道跟柏杨先生一样，也害了肚胀，蹲到路边哼乎？据眼尖的朋友说，在最后一个送别镜头里，他是出现的，那么在山径上大战“一脸忠贞学”时，他怎么好意思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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