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山径未免太宽，而且明显地有汽车轮胎的痕迹，据柏杨先生考据，明王朝似乎没有汽车。台湾虽然处处是公路，但总可找到羊肠小径；即令找不到，临时开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是最大的败笔，来自于不可原谅的粗心。即令这两点都办不到，则弄个铁轮车去压上两道车辙，也可将就。李白先生诗曰：“大道直如发”，该大道乃两轮车的大道，万山丛中，只不过小径而已，这种时代倒流的错误，切戒，切戒。
第四、英雄好汉们的斗笠有一种日本味，明王朝民间流行的只是青衣小帽。而且有的进了房子脱之，有的却像长到头上，转来转去，不但碍事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序，也实在碍眼，看了一百个不舒服。而且各位演员的衣服未免太漂亮，好像刚从裁缝店取出来的。夫既要隐藏身分，就不能一窝蜂像是参加国宴似的从头到尾焕然一新，即令大牌明星烧包过度，不肯穿旧的，但那些侠客义士，以及店老板、店小二，则就是非是旧的、烂的不可，龙门客栈不过荒山小铺，不是台北观光饭店也。
第五、演员间对话似乎平淡无味，换句话说，词汇不够丰富。对太监之讽刺，也不够有力，那几句洗锅水的话，似乎不能把一个老奸巨猾激怒。
好啦，柏杨先生所想到的毛病全挑出来啦。如果马马虎虎过日子，这些毛病也算不了啥，掩盖不了全片紧凑的紧张气氛。但如果力争上游，则必须千锤百炼，教观众无懈可击。不知各位大人以为如何也。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姓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怜，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柏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其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划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往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句，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制名指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由此形成名辨思想。汉末魏，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观念，应是落伍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屁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蝗乎？蚂蝗似乎不是寄生虫，但它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它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内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它，它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它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它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跟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做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以《易经》中的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你不再往，它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屁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的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榨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榨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又要简啦
前几年，罗家伦先生曾提倡过一阵轰轰烈烈的“简体字”运动，搬出很多理由，天天喊叫，好像真的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通行无阻似的。结果不出有学问的人所料，被一群圣崽用正义的力量，打击得大败而逃。圣崽们最大的法宝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抬“臺”字写成“台”。只听到“咔嚓”一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就断啦，国也亡啦，民也无醮类啦。后来仿佛是，仅只这一个法宝还不太灵，圣崽们乃出奇计，指出提倡简体字的人“与共产党隔海唱和”，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正提倡简体字呀。当时有人抗议曰：“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拉屎，难道在台湾的中国人便削一个萝卜塞住屁眼乎？”但这种微弱的声音抵不住刀光血影的帽子，于是，遇到“台”字，只好仍写成“臺”字，国势乃空前大振。
不过，“简”的运动，似乎魂未散，专门唱反调的一些危险分子，最近又在那里蠕蠕而动。盖文字既简不得，公文手续简一下也行。口号喊出，一呼百应，又是一副向五千年传统文化挑战的架子呜呼，圣崽们的最大特征是永远反对改革，所以对这种简化公文手续的愚妄企图，连柏杨先生都感觉到有急加制止的必要。盖现在公文手续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盖的图章甚多。要知道，图章盖得越多，就表示那个衙门越大。美国以导弹取胜，咱们以图章取胜，各有各的专长，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一也。
洋大人办公文，以美国为例，因他们立国时间太短之故，往往只用打字机打两份，交主管签字后，一份存档，一份封发。中国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岂可如此潦草行事？美国重时间，咱们重体制。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二也。
现在中下级公务员，在低待遇政策之下，和啼饥号寒之余，唯一的娱乐，恐怕只剩下一项积压公文矣。洋大人每对我们的公文旅行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感到惊讶，其实他哪里知道积压公文之乐乎？国情不同，岂可削足适履。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三也。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大一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各衙门的人员已够闲的矣，上班时喝喝茶、看看报、吸吸纸烟，说说别人的坏话、摆摆麻将经，如果公文再莫名其妙地简了起来，教他们怎么消遣乎哉。
简体字已碰了壁。呜呼，圣崽不绝，包管公文也简不起来。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丈。拿破伦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地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划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杆儿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的总和组成世界，所有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命题的真假在，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毛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僵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分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定，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拼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屁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传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人道主义学说，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是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先生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它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它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果只称之为“过度”，则补到九点十点，该叫它啥？把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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