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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看到了我，教育局长在台子上讲话，我们在底下窃窃私语。他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回来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当初学习这么好的人，也会想回来当老师。我用无奈的脸色掩饰着内心的惭愧，我说，唉，没办法，我爸妈都老了，身体不好，有我在跟前，能多个照顾。

“那你这几年在哪儿？”他问，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别说他，几乎所有的高中同学我都没见，回了汾西也只是找堆堆和杨兵，其他时间就在家窝着，看电视，或者干坐着，路上碰到熟人，也提前远远的避开。

“我现在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教辅类的，高一数学责任编辑。”我一本正经的说。

“那你还肯回来？编辑啊，那待遇一定很高。”他一脸的羡慕，这也难怪，一般人一听说什么报社编辑，杂志社编辑，就觉得很牛，我以前没当编辑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直到真正的涉足到这个行业，以往所有的神秘感都没了，才发现扯淡，和一般的打工族没什么两样。

“哦，也不错吧，一个月能拿个一千七八，再给一些老师发发职称论文，提提成，弄得好了，一个月能赚不到三千。”我说溜了，说完才发现牛皮吹的有点大了。

“那你可是亏了，这么高的工资去哪儿找呢？可是比当老师强多了。”

“唉，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单位比较累，经常加班，”我想也不能说得太好了，要不让他怀疑。“再说了，在太原赚三千跟在汾西赚一千差不多，那儿消费高，自己租房子，买饭，坐车。就花不少，而且凭这点工资在太原要想买房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说的也是，看来在外面也是不好混啊。”他感叹道。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都是关于一些高中同学的事迹，因为我都不了解，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听，他在讲。

有振奋人心的，比如周素涛，他爸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本人学习也很好，也是因为上大学打网络游戏，休学一年，最后都没去上，也没领上毕业证。我的心里好受了些，看来，比起他，我还算幸运的了，起码还混到正常毕业了。

还有曹志文，大学上了两年，有一天突然豁然开朗，觉得上这个大学有什么用，还不如回家养猪，经营得好了，一年还能收入几万块。当然别人都不认为他是豁然开朗，都以为他是疯了，精神有毛病了。家长劝，班主任劝，都不听，他从来就是一根筋。没办法，学校特许他休学一年，回家治好病再说，但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曹志文养了三年猪，也没赚下什么钱。

也有令我扼腕叹息的，那个一直笨笨的女同学，王纤红，大学考了个三流学校的专科，却一直努力，专升本，再考研，现在在中科院数学系读研究生。而那个毫不起眼的王瑜，不爱说话，整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高中成绩一团糟，大学肯定是没考上的了，不过却一直坚持写诗，在核心刊物《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一年后，就被保送至南京大学中文系。

教育局长讲完的时候，武强还没有讲完，他意犹未尽，走出教育局的大门，他又拉我在门口半蹲了一会。

我急得要走，可他的始终说个不停，没有间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机会提出分手，他的话始终是说一半，留一半，总有第二句话跟着。这样的情况下，我又不好意思说要走，那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第二十一章我的缺点

第二十一章我的缺点

回来的本科生一共有23名，局长拍着挺起的啤酒肚说，这都是人才啊，都要录取。但是他又说，每人都得上台讲一次课，然后再综合决定每人留到哪个学校。

我成天在担心这事，老妈安慰我说，你没必要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爸认识那么多教育界的人，还给局长送了钱，肯定能留到汾西一中，你上去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我不是担心能不能分到好的学校。这个倒无所谓，分到三中又如何，分到一中又怎样，还不都是个老师，寂寂的过一生，没什么前途。我真正担心的是上了讲台，能不能说出话来。

我从没在大庭广众讲过什么话，在报社，我们数学部开会，就六个人，轮到我发言，也是面红耳赤，讲得别别扭扭的。

这点我和沈从文很像，我相信我甚至还不如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沈从文被胡适聘用为中国公学讲师，他在上第一堂课时就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以前看了这个，心里很同情他，因为我和他是一样性格的人。但他起码还能坚持把一堂课讲完，要是换了我，有那么10分钟说不出话，早跑了。

只因为那时他已经相当的知名，学生们都是慕名而去的，对一个名人的缺点，大家都很容易谅解。若是换了一般人，学生们早把他哄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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