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农（资料摘于《綦江文史资料》中王帮灿所写＜王一农其人其事＞）生于一九零八年，永新升平乡人。是永新、升平近代一个很有名气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

王一农的父亲王绍泉，从祖宗手头接下来的只有八斗租的田土和几间破草房，拼死拼活干也养不活全家五口人，只好在升平场上租一间房来开茶酒馆谋生。王绍泉本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尽管生活艰辛，仍送大儿王在中、二儿王在华进了私塾读书。但赶场天必须提篼篼卖瓜子花生，可以说是最早的“以商助文”。还给三个儿子另取了当时颇具新潮的名字：一中、一农、一工。王绍泉给儿子们取名字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二十年代大革命高潮时期，地处川黔交界山区的綦江县在全省最先建起了共产党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动，被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列为“赤化区”。王绍泉则被推选为升平乡农民协会会长。一九二六年，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王绍泉等组织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一万多人，集中升平场，进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五一”反封建反军阀大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县。

一九二六年，年满十八岁的王一农，与张淑华结婚近三天，便被送到江津当学徒做生意。一年以后被介绍到重庆过街楼民生福钱庄打杂，帮綦江盐商办“渝票”，将现洋汇往自贡盐厂，从中收点手续费过活。晚上住在钱庄当义务看守。他干了近一年，眼见钱庄白花花的大洋像流水一样进出，花了眼睛，萌生歹意，由夜间防盗者变成盗窃者，犯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罪过。他在晚上趁无人之际，偷了钱庄一张汇票，勾搭上贵州来的妓女李淑华，在校场口兑成5000元现洋，一同乘轮船逃到宜昌，在汪家巷佃房同居。一年后生下他唯一的儿子王邦共，三口人到也逍遥自在。

在宜昌，与王一农同院住着川军二十六师郭汝栋部的一位连长，叫李座均，见王年轻英俊又无所事事，就介绍他考上了宜昌警备司令部文书上士，这是一九二九年秋的事。后来他又通过李连长结识了川北刘湘部独立二旅旅长兼宜昌警备司令葛子玉。交往中，王一农使出了巴结上司的手段，不久便提升为宜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上尉三等书记官。

当上了军法处书记官，王一农胆子越来越大，利用检查川江来往轮船的机会，结交一些船兵和大副，开始做起鸦片和枪支生意。他从宜昌买鸦片藏在轮船上，运到上海销售；又从上海买手枪到重庆出卖，两头赚钱。为了便于他做黑道生意，又在宜昌参加红帮，在上海宴请过闻名全国的帮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等。他从此开始了贩毒生涯。

此后不久，刘湘被任命为长江上游“剿匪”总司令，驻扎宜昌，将宜昌警备司令部改组为“剿匪”总司令部。王一农随之成为总司令部军法处的书记官。有一次他参与了对一个叫王近山的共产党员的审讯，不久王近山越狱逃跑。第二天，他同一个稽查处的便衣，在街上面对面碰见了化了妆的王近山，那个便衣稽查要把王近山抓起来。王一农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为民众办事的，早不见晚见。”放走了王近山后，当然少不了请这位稽查吃喝一顿。这恐怕是王一农一生中做的第一件好事。重庆刚解放，王一农就认出当时任川东军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将军，就是他放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没有勇气去见他。

一九三零年秋，长江上游“剿总”撤销，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王一农与相依几年的李淑华分手，回到重庆任督办署军法处上尉一等书记官。这时，王一农一心想发财。为了便于继续做黑道生意，他又同人合伙办了一个“致远轮船公司”，同时，又大肆贪污。当时四川军阀继续混战，各方伤亡惨重。督办公署军法处负责监督刘湘二十一军阵亡官兵“血偿”的发放，也就是审核抚恤费，凡阵亡一名排长发400元大洋，连长500元……。王一农就拉拢军法处两名军官和经理处一名军官，组成贪污集团，从各师报来假阵亡“血偿”中，硬吃百分之四十的回扣。王一农先后从中分得赃款十多万大洋。有一次，六师长范绍增（即范傻儿）信手开列一长串“阵亡”名单，要王一农帮他领一万多元的“血偿”，王一农领到手后一人独吞。范傻儿追问时，王一农笑嘻嘻地说道：“你范师长还会少这点钱用，就算送给兄弟们打几圈麻将。”范傻儿竟然哈哈一笑便了之。

王一农所攫取的钱财，不少用在*和赌博上，后来竟染上严重的花柳病，虽然医好，但断绝了生育。他善于用打麻将结交朋友，原黔军占据重庆时任警备司令的吴厚安，成了他知心的牌友。通过吴公馆的牌桌，又结交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老师窦介之，何的儿子何绍周。这在旧社会谓之“烧冷灶”。

一九三四年四川督办公署撤消，刘湘就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长，王一农又随之迁到成都继任绥靖公署军法处书记官。不久他同经理处的林俊文合伙办了一个“成都大戏院”和一个舞厅，把著名川剧班子“三庆会”拉来成都大戏院演出。他开戏院舞厅不图赚钱，只是“操码头”。一天换几套西装，手挽着漂亮的妓女，进出各种社交场所，在成都他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王二少爷”。后来，他看中了成都女子中学学生姚素蓉。经过他一年多苦苦追求和大把花钱，终于把漂亮的姚素蓉弄到手，成了他的二房夫人。从此，他杜绝了*行径。

正当他带着娇妻，出入舞厅戏院，春风得意之时，东窗事发，他贪污“血偿”之事被刘湘发觉，严令追究。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只身逃到重庆，又逃到万县，找刘部师长，万县警备司令刘绪清，求其向刘湘疏通。后又潜回成都，找其好友刘部情报处长冷开泰，花钱说情，才得到一个“撤职不究”的处分了事。

当王一农带着姚素蓉回到重庆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独资办了一个“大华木器厂”，花了一千多元大洋，买了一件海虎绒皮大衣，送给铜元局兵工厂厂长，专为兵工厂做子弹和炮弹箱子。大华木器厂的具体事宜，由其父兄在升平场等地招收三、四百工人，就地生产。后来，他又通过牌友吴厚安、窦介之的关系做了官。窦以何应钦的名义，推荐其出任财政部禁烟督察处川康分处督察专员。他名义上是禁烟专员，实际是贩烟专员，集禁毒与贩毒于一身。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怪相。

一九四零年夏，由于日本飞机轰炸，王一农浪迹江湖十三年后，第一次带着姚素蓉衣锦还乡，这在小小的升平场是一个大的轰动。动乱首先从他家庭内部爆发，王一农回家后拒绝与原配夫人认亲。生性纯朴的张淑华，面对结婚三天就分离，苦守十三年后的负心丈夫，忍不住大哭，大骂王一农和姚素蓉。王一农自知理亏，只好由她哭骂。最后由父母出面裁定，张淑华留在王家侍奉二老终身，二人婚姻处于不明不白之中。张淑华实际成了王家不花钱雇的保姆。

这时，在重庆文城中学读书的三弟王在国回家讲述：学校因日机轰炸，不好招生，打算停办，不如将学校迁到升平场。王一农找乡长王秋谭商议，为了让家乡子女就近读书，同意在升平办文城中学。董事长仍由重庆商会会长温少鹤兼任，刘洵继任校长，王一农为副董事长，负实际责任。以万寿宫庙宇作校舍，当年秋季开学，招生三个班一百多人。学校办得不错，在全县颇有名气，作文和篮球比赛，都获得冠军。

学校有个叫王范的老师，教学生唱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引起反动教师霍于康等人的惊恐，要抓王范到重庆稽查处，吓得王范躲进王一农家。王一农送他路费和西装，让其连夜逃走。一九四一年上期，学校教师钱正、李云凤和夏理云又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并介绍延安情况，号召学生到延安去，又被霍于康等人告密，由重庆卫戍总部所属渝南警备司令部将钱正等三人逮捕，当众毒打后送綦江关押。

连续两次“共产党”事件，惊动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派督察长王钰来文成中学调查，王一农也成了涉嫌对象。他将王钰迎进家中以酒肉和麻将招待三天。但王钰并不领情，以去綦江同军政首长见面以后好办事为由，非要王一农同去綦江，实际是将他引诱到綦江扣押。王一农心想，反正自己不是共产党，走就走。刚到渝南警备司令部门口（即现中医院），碰到已升任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李贤镇这个老朋友，李惊喜地拉着王一农寒暄。王一农对李贤镇说：“王督察长说我是共产党，拉我来警备司令部”。李镇贤一听哈哈大笑：“你是啥共产党哟！走，我们一同去见张司令。”李贤镇对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兼警备司令张轸（解放战争中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主席，后起义）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大少爷，有钱又义气，他是啥共产党！赌钱嫖女人倒有本事。”张轸听了李贤镇的介绍，就当着王钰的面，开释了王一农。王一农一不做二不休，对张轸说：“报告张司令，不但我不是共产党，原先抓的三个老师也不是共产党，请一并把他们放了。”张轸竟然应允，将钱正等三人释放。

事后由李贤镇做东，请王一农吃饭打牌。牌桌上王钰问王一农：“老弟，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办中学，又胆识过人。”王一农哈哈大笑：“我不是叫一农吗，读过扁担大学，担粪挖土还得行哩！又读过英国牛津大学，抓筋扯筋的事还可以。”

为何李贤镇如此信任王一农？李原是他在重庆吴厚安家牌桌上结交的老朋友。当时李任重庆卫戍总部副官处上校副官。后来李贤镇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王一农和吴厚安设宴为李饯行，少不了请妓女作陪打麻将。八圈下来，王一农输给李三千多元大洋，差两千元未付清。待李贤镇赶到遵义市陆大报到时，传达室通知他，有人给他汇来两千元。李贤镇接过汇单一看是王一农汇来的，当时兴奋地伸出大拇指说：“对红心，够朋友！”

王一农在文成中学事件中，可算是因祸得福。以此为转机，又结交了一些綦城军政首脑人物。他又用打假牌输大钱的手段，除张轸、李贤镇外，又和九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牧农、十六补训处（训练新兵）少将处长周振强和县长杨卓勋等成了牌桌上的好友，整天吃喝玩乐。

在一次牌桌上，王一农感叹文成中学两次出事，怕办不下去了。张轸也感叹到这个文武冠军（作文、篮球）中学停了可惜。王一农趁机邀请张司令和杨县长到升平视察。他们到达升平时，王一农叫师生们在綦河边以鞭炮鼓号相迎，还高呼张司令“劳苦功高”之类的口号。在欢迎宴会上，张、杨均表示只要把校舍加以改建，还可以继续办，但要改个名字。杨卓勋示意王请张司令改。张轸不加思索地以渝南警备司令身份改名渝南中学。王一农连声称好，并乘机请张轸任董事长。这一拍马术，使得张十分高兴地应允。当场决定：渝南警备区内江津、南川和綦江三县县长为副董事长。李贤镇、王一农为常务董事。张轸负责聘校长，并派六十六军一个工兵营来修建运动场。王一农负责筹集资金修校舍。杨卓勋为了表示支持办学，任命王一农兼任升平乡长。原乡长改任副乡长。张轸见杨卓勋这一着妙，一高兴就任命王一农为渝南警备司令部军警督察处长，兼江津、綦江、桐梓、习水四县联防指挥部副主任。这些官衔都是为了便于筹集资金。

王一农不负众望，首先将王氏宗祠产业，捐出一百多亩掉换校地，条件是王姓子女入学免费。又以乡长权力下令各保砍树和出民工，修建校舍。在工兵营的配合下，几个月的时间，就修了一幢八间教室的教学楼、三间独立教室，一批教师宿舍和校长公馆，一个足球场和四个篮球场等。学校背靠群山，面临绿色的綦河，成了一所环境幽美的学校。

张轸聘请他的好友李世璋为校长。李系江西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早期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四行总监督”。（解放后长期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一九八八年去世前，恢复了中共党籍）。中共中央南方局得悉李世璋出任渝南中学校长时，正值皖南事变后的困难时期，遂通过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李推荐二十多位地下党骨干到校隐蔽，担任教员。后来广东东江游击纵队也撤退十多名骨干到校担任教员或读书。这些，张轸和王一农并不知情。他们想改变文成中学“闹共产党”的形象，才改建成渝南中学，谁知竟然成了比原来更甚的隐蔽共产党骨干和宣传进步抗日的据点。

借助董事长和校长两块招牌，一九四一年秋季招生，临近三县、贵州、重庆市区甚至川北的一些学生，远道来校读书。共招收初中八个班，高中三个班，学生400多名，成了全县的最高学府。

学校开学后，王一农与李贤镇一起到川南、东溪、和江津等地为学校募捐，以警备司令部的权势和办学的道义，强迫与自愿相结合。捐资大者，给以校董的头衔。先后弄到相当于现在七十多万元的法币，王一农从中抽出二十万元给綦江中学，十万元给了綦师。升平有个地主和尚叫僧隆道，吸食大烟，王一农以禁烟专员的身份将他抓来敲竹杠。罚他卖50石田租的地捐给学校，否则送押重庆枪毙，吓得他立即照办。事后，王一农给僧隆道一个董事头衔。所以当地流行一句歇后语：二老爷募捐……看你董事不懂事！

王一农兼任乡长，平心而论，也办了几件好事。一是自己出钱整修街道，撤凉亭，将土路改成整齐的石板街。并在上下街口修了两座石桥，沿河修了约200米石堤，又命各户居民在街道自家门前栽两盆鲜花。二是强制戒烟，将全乡“瘾民”抓来关在王家祠堂内，代管吃喝，直到戒掉为止。这恐怕是他当禁烟督察专员以来，唯一的一次禁毒行动。但奇怪的是，他禁止别人吸食鸦片，自己却染上了毒瘾，每天要注射两支吗啡针才过瘾。三是软拖上面来抽壮丁。县兵役科派员来抓壮丁，他就大咧咧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科长，军政部兵役署长翁小斋是我的好朋友，就说我讲的，这回生平乡就免了。”有一次，县兵役科长亲自来督催，王一农就把他请进家里吃喝，打麻将故意输给这位科长800多元，然后说：“这回的壮丁款就抵除了。”弄得这位科长哭笑不得。有时逼得没法，就花钱买七、八个兵痞去抵数，叫他们开小差回来又去抵。这几个人竟成了“卖兵专业户”。据王一农本人讲，他先后就使全乡少抓400人当壮丁，也就是使400多户农户免除了家破人亡的灾难。四是反对驻军骚扰。一次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窜到木瓜溪抢军粮，王一农闻讯大怒，以警备司令部军警督察处长的身份，命令乡巡查队（配有30支手枪和冲锋枪）将这一连只拿麻布口袋和少量武器的正规军赶走。后来王一农获得县政府授予的“模范乡长”称号。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便于在县城活动，王一农辞去乡长职务，改任县参议员。对于渝南中学内的共产党员活动，他只有感觉而不知其详，又吸取文成中学两次抓人的教训，利用关系注意綦江特务机构的动向。一听到要在渝南中学抓人的消息，他就赶回升平，毫不声张，独自一人在校园假装散步，碰见教师就自言自语地说：“听说稽查处要到学校抓共产党哩！哪有这么多共产党啊？”或者在晚上请几个教师吃饭打牌，将消息透露出去。这一手真绝，既避免了与共产党通风报信之嫌，客观上使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立即决策，将暴露的党员撤走，让特务扑空。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听说特务要抓学校的陶青善老师，便立即写信派人连夜到校通知陶老师。陶闻讯后在寝室内布置成正在睡觉的假象，从窗户逃走。第二天中午待特务赶到，撞开门进去一看，被子底下仅是一个木箱子。只要在学校内没有抓到共产党，王一农就好在军政首脑面前交待。

一次，他在县城内同綦江县银行负责人吴尧阶、周绍溪和陈希龄等聚会，就县银行面临破产问题进行商谈。正好桥河机械厂（现齿轮厂前身）派厂警用手枪逼着董事长吴尧阶提款，王一农大怒，给厂警狠狠一耳光，大骂：“提款就提款，拿手枪比起干啥？又不是土匪，明天来拿，老子包了。”王一农果然筹款给了机械厂。吴尧阶等趁机将县银行交给王来办，由王一农当董事长兼经理。他又将姚素蓉接进县银行安家。县长见王一农颇有经济实力，又任命他当经收处（类似粮食局）主任和税捐处（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和财政局）处长。王一农又把势力伸向帮会，成了“一步登天”的綦江袍哥义字号总舵爷。又到重庆花600大洋，拜全国青帮头子第二十代祖师爷张树森为徒，一变而成为县青帮辈分最高的头子，先后有一万多人拜在他或他的徒子徒孙门下。后又买一辆美式吉普车，由保镖跟随到处闯荡。这一来，王一农成了綦江集军、政、财、学、帮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在政治上，他支持的是綦江国民党，与青年党对立。他利用帮会势力，在县参议会帮国民党人士竞选参议长。一九四七年，吴举宜竞选国大代表，王一农包升平乡全票选吴。后来吴举宜开玩笑地对王一农说：“你包的升平乡还是少了一票。”王一农说：“我查了，是一个青年党员投了刘华一票。”对于共产党，只要是他熟悉的朋友，还是尽力加以袒护。一次他在汽车站碰见风尘仆仆坐吉普车从重庆赶来的军统特务叶本寿（古南镇人，解放后自首），王一农问他忙啥？叶本寿偷偷告诉他：“来抓你们银行副经理陈希龄，他是共产党。”王一农说：“他在县银行，昨晚熬夜打牌，还未起床，跑不了，来喝杯酒再去抓。”叶本寿见王一农降尊以就，就高高兴兴同王在天津馆吃喝，待酒醉饭饱，叶本寿去抓人时，陈希龄早已溜之大吉。原来是王一农陪叶本寿吃喝时，已经暗叫保镖通知陈希龄：“五分钟内离开县城。”

王一农担任这么多要职、肥缺，自称在县里从不贪污，连薪金也不领取，甚至倒贴开支。但他大肆挥霍的钱才从何而来？完全是从黑道生意上刮取的。他一九二八年从宜昌开始，几乎未断绝过大烟生意。

一九四四年春，贵州烟贩子张某某，运几百斤烟土路过綦江，被警备司令部抓获，张轸下令枪毙。张的兄弟伙找綦江义字号总老大王一农求情，王一农请求张司令放人。张轸说：“你何不早讲，已下令枪毙了，你才来求情，我无法收回成命，自己想办法去。”好个“自己想办法去。”王一农心领神会，携款找关押犯人的营长，那位营长连称“不敢放，不敢放。”王一农说：“张司令那头我负责，下头你睁个眼闭个眼就行了。”王一农连夜布置帮会徒弟，在监狱外墙上挖一个洞，放张逃跑。后来张派人邀请王一农去贵州耍，专门成立接待办公室接待，以感谢救命之恩。王一农到达遵义时，张某某亲自到城郊迎接，给王披红戴花，沿街几里，鞭炮不断，招摇过市。从此王大爷之名在贵州帮会和黑道上，无人不晓。

王一农趁机大作鸦片生意，从贵阳到綦江沿途畅通无阻，哪怕带个口信，就会有成百上千斤鸦片从贵州给他运来。川黔公路上，唯有巴县一品场检查站，软硬不吃，无法通过。王就将大烟用汽车运到北渡场，用几只小渔船运到升平，再转到两只大船内，上面装堆上“碗柴”，运到黄沙溪，天黑后就用人挑经佛图关到达市中区出售。然后将黑钱折换成大洋和金条，存入地下钱庄。很长时间内从遵义－－－－綦江－－－－升平－－－－黄沙溪－－－－市中区，成了王一农贩运大烟的黑道。后来，他用五十根金条，终于敲开了一品场检查站大门，疏通了川黔道，省去了不少麻烦。

川黔黑货畅通，王一农还嫌不够，又将黑手伸向云南。一九四七年他带巨款飞赴昆明，献上珍贵礼品，去拜访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中将。何绍周见到这位多年不见的老牌友，十分高兴，酒醉饭饱，八圈方城之战后，何绍周当即下令各路官兵团长到昆明，举行舞会为王一农洗尘。在宴会上，何绍周宣布：“我这位老朋友要在云南做生意，望各位团长，看在何某面上高抬贵手。”这位何应钦的公子，真是一言九鼎，王一农买了五吨“南土”，用美国十轮军用大卡车装运，自己坐美式吉普车开道，浩浩荡荡从滇西北到泸州。每到官兵团以上驻地，他先只身拜访团长，将钻石戒子和纯金首饰作为“礼品”，送给团长夫人，然后卡车顺利通过，团长还亲自打电话，沿途放行，直达重庆。

王一农在西南地区，除了西康刘文辉辖区他未去过外，他的黑货生意走遍云、贵、川三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南大毒枭。据本人称，他贩毒赚来的黑钱，约值现在人民币八亿之巨。

对于王一农的行径，国民党当局，特别是搞情报闻名于世的军统，难道一点也不知情？不是的，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军统头头们，早在王一农用五十根金条敲开一品场的大门时，就暗中注视着这个西南大毒枭。不过，一来他们忙于搜捕共产党，二来期待把王一农喂得更肥。直到一九四八年初，军统的头目们明白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是迟早的问题，才回头来捞钱。一九四八年春，他们派精明能干的小头目熊其翔，到綦江特种汇报委员会任秘书，以抓共产党为名，行监督王一农之实。特委会设在中山路小学内，与隐蔽在小学内的地下党县委联络点“共处”一屋。熊其翔咬牙切齿地“抓到共产党千刀万剐”不离口，暗中则打算如何吞下王一农这块肥肉。

熊其翔主动找王一农结拜兄弟，王一农大喜过望，心想我这个王大爷，在党、政、军、财、帮会各界都吃得开，唯独令人敬畏的军统头目没有结交过，这一来就会无任何防碍地做黑道生意。在王一农为兄，熊为弟的结拜仪式上，他送给熊的老婆相当于2000大洋的礼金，并说：“小意思，买几件衣服穿穿，有什么困难，开口就是。”熊则大哥前大哥后，把王恭维得舒舒服服，视熊为心腹。熊借此又结交了王一农作黑货生意的心腹，并逐个许以重金，暗中收买，以致熊对其鸦片生意，来来往往，了如指掌。只有王一农及其家人，被蒙在鼓里。

一九四八年冬，眼看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重庆军统当局才下令，在市中区扬子江舞厅将王一农逮捕。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关了一夜，因为他不是政治犯，第二天转送巴县衙门监狱，并扬言要枪毙他这个大烟毒贩。王一农在监狱中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哪路神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后打听到是杀人如麻的军统时，吓出一身冷汗，急忙通知熊其翔这个结拜兄弟前来救驾，熊早就装扮成“土匪拉肥猪”似的说客，等待王一农的召唤，前去探监，假意为结拜大哥深遭大难而失声悲痛，并表示就是失去身家性命，也要营救大哥出狱，使王一农心中稍安。其实重庆军统当局并不要王一农的命，只不过是重演一遍当年他对僧隆道敲竹杠的戏罢了，毫不客气地将他地下钱庄的毒款挤干净，最后连他爱妻的二十多两黄金首饰也献出来，才把他放了。出狱时，他颇有阿q风度的表示：“不出半年，我照样会把钱找回来。”回到綦江，这位久跑江湖的王大爷，始终未弄明白是怎样翻的船？还千恩万谢地感激拜把兄弟熊其翔的救命之恩。

一九四九年春节，已经四十二岁的王一农，回到家乡升平同父母妻小团聚。但他欢乐不起来，一心思谋如何恢复他的毒品王国，改变已经破产的困境，无赖局势已非，只有叹气而已。突然飞来一喜讯：重庆市长杨森召见。

原来，杨森为了与人民解放军顽抗，经蒋介石同意，打算组建一个兵团的部队，重温他那个老军阀割据一方的旧梦。杨森在他的客厅里，当面任命王一农为陆军第四师少将师长，但是装备经费要他垫支，兵员自己招收，说穿了是一名光杆师长。嗅觉灵敏的重庆军统特务们，出于反共的需要，以伪国防部的名义任命他为其直属交通警察第五总队少将总队长，并答应给一部分美式武器。这时的王一农成了杨森和军统相互争夺的人物，但目的都是一样，利用他的残余势力来反共。军统毕竟是军统，它的手法比杨森高明一些，诱使王一农接受了少将总队长的职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中，王一农亮出了组建交警五总队招收“交通警察”的招牌，他以“维持川黔交通安全”和“不上前线打仗”为诱饵，欺骗一些帮会门徒和无知农民前来参加。在十月正式拉起了四个大队、十八个中队共三千多人的反共队伍。这时，军统局给王一农运来了100多支美国造卡宾枪和汤姆式冲锋枪，外加二十挺机枪，但王一农还未穿上少将制服，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一农将身穿五花八门衣服的三个大队二千多人的队伍，匆匆忙忙拉到升平乡，在渝南中学操场上正式宣告国防部交警第五总队开张，他还泪流满面地告诉大家，他的兄弟王在国捐躯（实际是在裴昌会部起义），要兄弟们为王在国报仇。当晚，他与溃败来的宋希廉兵团残部汇合，在欢迎宋司令的宴会上，宋答应与王的队伍一起向江津、泸州方向逃跑。但第二天一早起来，宋希廉在半夜已率部向川黔交界的山区方向走了。（大概是宋部有电台，消息灵通，选一条不易被俘的小道溜走）王一农见势不妙，这位自称“岩鹰不打窝下食”的二老爷，也顾不了那么多，下令抢走家乡农民的被子等物，沿綦河、江津、白沙、永川方向狂逃，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自贡驻下。十二月三日，在自贡街头碰见原綦江县银行经理周绍溪（20年代脱党的共产党员），他乡遇故友，分外高兴。周绍溪直截了当，要王一农起义投降。王一农已走投无路，只好如此。当面约定，由周联络解放军代表，王安排投降事宜。这时，王一农江湖义气又冒了出来，心想还有一个兰青云大队在綦江未拖出来，他要把这个大队调来一起投诚，不能丢下兄弟伙不管，于是他将官防、印信、军饷和粮卡，交给书记官等，要他们代表总队长投诚，转交给解放军代表，然后带一名警卫员匆匆赶回綦江，得知这个大队已经溃散，他那个青帮弟子兰青云去向不明。

这时，他只好到他的好友，地下党员陈希龄处报到。陈自作主张要他到刚成立的县自助委员会工作，回升平乡征粮，支援进军中的解放军。至于自贡方面，他的交警五总队，的确按照王一农的意思向解放军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资遣回乡，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至于王一农本人，由于未能在投诚书上签字，没有按自动放下武器人员对待。

一九五零年三月，川东行署公安厅命令将各县地方反动势力头子，送各专区公安处管训，以防他们组织土匪暴乱。綦江报送王一农、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孟加和青年党中委张树熙三人到壁山公安处。同年夏天，三人被川东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长期徒刑，送新疆农二师二十五团石河子农场劳改，其中王一农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王劳改期间，县里曾两次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将他改判死刑，但均以“无新的罪行材料”为由，予以驳回。

一九八零年秋，王一农以刑满留场就业退休工人身份，回到了他阔别三十年的家乡，令人感叹的是，年过七十的原配妻子张淑华，仍不念旧恶，实现了她那苦守五十四年的夫妻团圆梦！一九八一年，县里安排他担任了县政协委员，王一农又成了政治人物，开始了又一段新生活。

当年永新有很多青年人参加了王一农的“交警队”，我们村都有好几个。他们都是在自贡向解放军投降后就回来了。

阅读清溪河畔半世纪最新章节 请关注书趣阁(www.sq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