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之伟，又名潘文焕，生于一八九三年。土改打封建时也年近六十，永新乐嘉坪大屋基人，是一个有三百来担租的地主。青年时在重庆沙坪坝重庆联立高级中学读高中时，正值“五四运动”。因为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于是辍学归乡。回到家乡乐嘉坪后，他认为只有兴办教育，才能唤起民众。因此，他决心创办新学，以教育救国。

潘之伟有两个哥哥，他排行老三。潘之伟人非常正统，生活也特别俭朴，常穿一件破旧长衫。他在乐嘉坪创办新学、修建校舍的过程中，常与建筑工人们一起睡在木屑上过夜，身上长了许多虱子，加之他又四处奔走为建校筹款，故人们给他一个“潘三叫化子”的称号。

在潘之伟夜以继日的精心努力下，学校终于建成，教学楼是幢一楼一底的西式建筑，共有八间教室，漂亮的外走廊，很“洋气”。因为地处乐嘉坪，潘之伟便把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定名为“乐嘉小学”（简称“乐嘉校”）。当地过去只有教授“子曰诗云”的私塾，乐嘉校是第一所新式小学，因此，当地群众称呼这所学校为“洋学堂。

潘之伟自任乐嘉校校长，并亲自给学生上课。他办学民主，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支持共产党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在他最早聘请的教师中，就有綦江县最早的共产党人周绍溪、曹清权等。周绍溪是他的表兄，关系特别密切。后来，女共产党员张昌德等也来该校任教。于是，中共在该校迅速发展组织，许多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中共把中峰乡支部就建在乐嘉校，并由该校学生张天武任书记，张仿陶任组织委员，曹署华任宣传委员。一九四五年，中共又将綦江县委设在该校。于是，乐嘉校成了中共指挥全县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

潘之伟继在乐嘉坪创办乐嘉小学之后，又在永新场创办了崇德小学，也亲自出任校长。他在崇德小学照样传播新思想，包容共产党的活动。

潘之伟是在这一地区首创新学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贡献于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乐嘉校和崇德校，是解放前永新地区极负盛名的两所新式小学，綦江县许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的共产党人出自这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几十年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子女，后来遍布全国，甚至海外。

潘之伟对佃户也很随和，收租也不大和佃户计较。走到哪家佃户去，如专门为他煮点好吃的，他是很不高兴的，要佃户们平时吃什么就煮什么。和佃户们处得非常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土改运动中也没逃脱厄运。

在解放的前三四年，潘之伟因自家要建房，收回了离场不远的一片佃给本姓的地来建房。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打封建”、斗地主时这个人就来诉苦，说不拿那片地给他种，压迫了他。真是说不清楚，地佃给他种，是剥削。不佃给他种，是压迫。

那时侯，稍上点年纪的人吃烟都爱用一个生铁铸的铁烟嘴安上根一米来长的竹杆吃烟，又可用来拄路。这天这个本姓人在斗争时就用他的铁烟头一烟头打在潘之伟头上，一下就打了个大洞，鲜血直冒。斗争会后又被关在乡政府里，逼交没有的“财宝”。伤口不得医治，家里的东西又被没收完，没有东西送去吃，又是冬天，只身睡在地上，又冻又饿，又有伤，再加上精神折磨，很快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关死了。

刘仿初，一个永新很有名气的私塾老师，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永新升平乡四村人。后来的九十年代，他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曾任綦江县付县长、县政协付主席的池永成写文章怀念他，对他的人品、学问评价很高。

刘仿初是个田土不多的一个地主，早期开私塾教私馆，临解放几年在永新街下场进场处正街与后街分路的拐拐上开茶馆,帮人写字为业。“刘仿初，拐拐上，不写大字打烂仗！”是无事的人编的顺口溜，孩童们常在街上传唱。

这天，四村气氛高亢紧张，工作队布置，村武装奔走，关键路口有人把守。“干人”们铁板着脸,今天又是一场疯狂的土改打斗会。刘仿初被押来了,他看见这阵仗,知道今天这关不好过，自己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这里受尽折磨，不如自杀求得尊严。他打定主意，跟工作队谎称自己有值钱的东西藏在河对面一个房族家里，工作队就叫两个武装把他押着去拿。当走到河边时，他趁两个武装不注意，猛然扑下河里。这时又是大冷天，两个武装也怕冷，漠然处之，眼睁睁看着他淹死。正直的人们都非常惋惜。

几十年后，当人们谈到“打封建”运动时，都还心有余悸，常用“各人有点就吃点，不要凑钱来挨棍棍”这样的话来告诫人们，不要进行财富积累，不要发奋挣家当。

运动结束后，这些被划为地主的人，被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后，又被赶出自己的房子，分到各村最坏的地方，住最坏的房子。而且当年根本无吃的，有的饿得拖死，特别是小娃儿。很多人家只好把娃儿抱给别人，很多女人也被迫改嫁。

在严格的“阶级”界线下，这部分人被孤立起来，成了“坏”的象征。任何其它人都不敢来沾染，怕连累，怕自己落得个思想觉悟不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的罪名，遭打击，无出路。也有部分同情者，实在看不过去，把吃的藏在猪草背兜里、柴背兜里，趁打猪草、割牛草之机，悄悄地给他们一点吃的。

在后来的土地分配时，他们分到的土地也是最贫瘠的、偏远的、零散的，也是最不好耕种的，而且划多划少也不敢开腔。在以后的三十来年里，这部分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说话的权力都受到限制。按当时的说法：以前是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现在是多数穷人压迫少数富人（此时是比穷人还穷的“富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有压迫不过来的时侯，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那少数人的惨状就可想而知了。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过压迫。

一个要打倒和推翻压迫和剥削的旧政权的执政者们，为什么又采取这种自己反对和口口声声说要消除的手段，来压迫另外的人呢？

腐朽落后的社会该打倒推翻，该改变，但不应把一部份人拿来进行残酷摧残迫害。

要打破一种旧的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比如田地全部和平接收，重新统一平均分配，一视同仁，让所有的人在新社会的同一起跑线上发奋图强、自由竞争。

人，真的应分阶级吗？好坏真的用穷富来分吗？生活过好一点就是剥削他人吗？如一个佃别人地来种的富农，他怎么去剥削别人。他生活好一点，必然是他勤劳、会经营，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如弟兄两个，都从父辈手里接手了一定产业，一个勤俭，家道日渐兴旺。此时也就成了打倒的地主，成了坏人。另一个好吃懒做，日嫖夜赌，吃大烟，很快就把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产业搞光，到解放前几年也穷得揭不开锅。也就成了贫雇农，成了好人、光荣的化身。这种例子是不少的。

人，是不应分成势不两立的阶级的，好坏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指特定的个人，更不能用贫富来分好坏。富人里有可恨的，聚钱不惜手段的。也有热心助人、热爱公德、康慨捐助的。近代中国的几次革命不都是得到无数富人的资助吗？不是这些人也参与了革命吗？穷人里有勤劳好心的，正直善良的，也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

穷光荣，富可耻，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人们恨穷又爱穷，想富又怕富。我们是“穷人”、“干人”，是自我标榜的褒意词。“你有个嘛”，是用来压倒别人的话。之所以他这个时代始终没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使人人都“富起来”。整得来一个富人都没有，大家都饿肚子，连吃盐巴、买根火柴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物资贫乏到如此程度。

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衡量是非，以后的几十年里，在人们心中牢牢地埋下了富就要遭整，被打棍棍，只有穷才说得起话，才有地位。因此谁也不敢去创造，去发奋，去财富积累。这样每个家庭都穷，国家又如何富强？要知道，人民富裕了，国家就自然富裕了，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的呀！所以，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八年里，我们大陆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二战后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

人，谁又不想有一个好的生存条件，有谁不愿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只要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国家，不损害社会，国家应鼓励提倡，并为之提供致富的环境，使人人去争取、去努力。这样，人民才会很快富裕起来，国家才会很快富强起来。

阅读清溪河畔半世纪最新章节 请关注书趣阁(www.sqg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