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冬，进行查田定产，对田地进行重新丈量和核定。“土改”时，只是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人，对于富农、中农、贫农自有的土地没有动他们的，只是中农、贫雇农原来地少的又分到一部份。
通过查田定产，政府对土地有了第一手资料，并把原来的田土以斗、石计算改为亩、分计算。土地面积以亩、分计算是科学的。亩、分计算准确表示了一片土地的面积，斗、石表示这片土地一般情况下产的粮食数量，有的一亩地可能收一石粮食，有的可能几亩才能收一石。因此对一户人，一个地方有多少面积的土地，不能准确表示。此工作一直进行到第二年春上结束。
紧接着土改运动和查田定产，农村成立了互助组。互助组，就是几家或十来家组成一个互换劳动的生产小组。一般是几家一组，自愿组合。互助组的组织形式是松散的。所产粮食各家自收，只是耕种时互出劳力轮流做活。也不存在干部领导，给谁家做就由谁家安排活路，决策权在自家。哪些农活要互换，哪些农活自己做，自己互换多少天，完全由自己决定。互助组形式比较好，能解决有些农活单家独个不好做的问题和没有壮劳力的家庭重活无人做的困难。以及耕牛、大型农具不是家家都有的问题。并能形成一种互助精神。可惜不到两年时间就被取消了。互助组地主、富农这部分人被排除在外，不得加入。
土改后的互助组期间，除被划为地主的这部分人，因土地比他人低劣、边远，有的又不会种，有的又因在前两个运动中主要壮年人或被镇压枪毙，被判刑，或被整死，所有财产被没收，又没有生产工具，又缺少当年的生活必需品，生活相当艰难。其他的农村人都有了土地，有的人还在土改运动中得到了不少“打封建”来的“胜利果实”。生活有所提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昂，陶醉在美好的憧憬中。
互助组时期，是毛式社会最好时期，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的劳作。在做栽秧、薅秧、挖土、割麦这些大型农活时，你看人们五六个，十来个一起在田间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劳作。在场附近的地方，街上开酒馆的商铺还把酒、烧腊等挑到田间地头，待干农活的人劳作间休息时，卖给他们“小吃一下”。
这期间，场镇上除政治气氛改变外，其它都还维持着原有的老样子，街上店铺林立，自由竞卖。
但这种好时光只是昙花一现，对大多数人来说，以为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从此就永远过上美好的日子。哪知一年不到，一九五三年的十一月份，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就开始了。这个运动，整的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富裕户（富农和自耕中农居多）。因前两个运动地主这部份人被彻底整垮，已穷得不能再穷了，这时农村中就是他们算好的了，因此就轮到他们了。
通过前一年的查田定产，国家掌握了农村土地和粮食产量的主动权。对土地的分配是根据各个邻的土地数量，按当时各邻人口划分。每个人分得的土地，在一个邻里多少一般来说是一样的，邻与邻之间就有悬殊。地少的地方一人只有亩把地，地多的地方一人可分到几亩。一般来说坝下人均地少，山上人均地多，当然山上的粮食产量要低些。
根据人均拥有的田土面积和粮食产量，国家根据一定的计算标准，对农村粮食进行征购。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粮食分两种：一种是农业税，也叫公粮；一种是统购。农业税的部分不给钱，统购的部分要给钱，但价很低，远远低于成本，但叫平价收购。开头公粮统购都比较少，后来就逐年增多了。
公粮和统购都是进行的实物征收。这时还没有公路，粮食外运只有走水路，用船运到各大城市。国家就把靠河边没收的大点的地主房子、祠堂等用来做仓库，堆放粮食。我们永新乡本来就在清溪河边，但清溪河只有下游可以行船，中上游都不通航。为了把清溪河边有限的粮仓留给远的如中峰、紫荆、罗家等乡的人们来上粮，我们永新乡的就要把粮食送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綦江河边上的张家祠堂、陈家祠堂、升平等处。
每年秋后，有这样一道艰辛的景观：只见各条大路上，男的女的,大人娃儿，起早摸黑地挑着背着谷物，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向沿河的粮食堆放地送。到达后，人们汗流浃背，红着肩膀，站着长长的交粮轮子（排队），一步一步地往前靠。粮食堆满了各个仓库。一直到各地陆续修好了公路，这一景观才消失。
可以这样说：我们最初的工业化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换来的，也可以说是盘剥农民成就的。几十年里，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吃的口粮上，国家都给工人、国家各种工作人员以及一切城市人员有一个基本保障线（六一、二年除外），使他们能稳定的一天三顿有饭吃，各种生存条件远远高于农村人。国家是超低价收购农产品来满足工业和城市的一切运转。
这年秋收后，国家对农村所产粮食强行超量收购后，还要大家卖“余粮”。所派余粮指标大大超过人们实有数，无论如何也交不足。
运动进行一段时间后，重点就放在富农和自耕中农身上，认为他们解放前后都有自己的土地，解放后又没动过他们的，是富裕户。认为他们家里有粮食没有卖完。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对那些重点户，把他们全家大小所有的人叫到村公所软禁起来，再派人去撬开家门,翻箱倒柜地找。有的藏点在泡菜坛子里，埋点在柴灰里都被找出来。如找到了，就派人送到国家粮仓去。如实在没有了才算罢休。我村就有新房子贺家、袁家边胡家、葫芦嘴张家等户。比起土改运动来，这个运动没有那么野蛮和残忍。
三会乡五村何家沟胡家，兄弟四个，老二胡国兴，是这个运动发动的积极份子。这天，他来到他大哥胡月明家，要他大哥还要卖余粮。大哥说家里已没有任何粮食了，拉他进去找，看有没有粮食，两人就抓扯起来。事后二弟去向工作队和干部汇报工作时，说到他今天去他大哥家叫卖余粮时，还被大哥打了。本来他到是表示积极，叫个苦。哪知他大哥就此被作为典型，说他打运动的积极份子，破坏统购统销政策,被戴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打成反革命。不但大哥一辈子被打击，以后的历次运动被批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红卫兵整得很惨。子女也成为黑五类子女，抬不起头，低人一等。就连老二胡国兴自己的子女和老三老幺的子女都因有了个反革命份子的伯伯受到牵连。在毛泽东时代不准参军、当工人、当干部、入党入团。四家子女长大后都埋怨他、恨他。他也很冤，真是无意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初他根本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后来的严重地步。
……
运动结束后，人们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粮食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人一样（穷）了。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农村就没有吃得饱饭的“富人”了，彻底打倒了“有产阶级”。事后又返还供应了一部分粮食，米糠。人们混合着吃糠咽菜，艰难地维持着生活。
这一年，全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綦江县共有人口是十万零五百一十四户,五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人。我们永新未查到记载。
在农村进行土改运动、成立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同时，城镇里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也就是一九五二年的打“老虎”运动）。
粮食统购统销后，这一年的十二月，场镇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也就是城镇人口粮食定人定量。凭《粮食供应证》到指定的国家粮店去买粮。数量视大人小孩，工种情况从最少几斤到最多45斤不等。
粮食的计划供应，定点购买，凭票吃饭和城乡集体化，户口的严格管制。这样就把每个人框定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出了这个范围你就没有口粮，也就没有饭吃。随意出这个范围就是不法人员，就要被遣送。周文王的画地为牢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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