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八月，开展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又一批人倒霉了。
这个运动波及到城市农村、党内党外、中央到地方。被整倒得最多的是各级干部和有文化的人、知名人、专家学者等。
很多人（綦江这一个小县就有207人）被划为右派，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入地主、富农行列，管制生产。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挨批斗。有的妻离子散。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摘掉了一少部份人的帽子，毛泽东死后，一九七八年才得以全部平反摘帽。被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就更多了，綦江县就有2176人被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不过，一九六二年以后，大多数被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的人被取消了这个帽子，但以后的运动很多人也以此被沾边带角的批斗、被打击。平时也以此污点被冷眼、受排斥。本人及家人不得重用。
此运动一开始，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宣传，运动的掌控者向人们说：“我们党执政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失误，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欢迎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提出来。党和政府一定虚心接受，在以后的工作中纠正。”并一再表示，哪怕说错了都不追究。当时的说法叫“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反复动员人们要大胆说，尽量提意见，谈看法。
上当了！一些有胆量的，有正义感的，爱发表看法的，或爱说俏皮话的，提意见了，谈看法了。能在政治上、国家大事上提看法的，大多是有文化的，有才能的，有见解的。有很大一部分仅仅是跟本单位的领导提意见。因此这次整倒的多是能人、有作为的人。
运动后期号召向“右派份子”展开斗争才知道：倒霉了。你提意见了，你就是对共产党不满，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你便成了敌人，就给你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反社会主义”帽子、“坏份子”帽子，接受专政。子女和近亲都受到牵连，抬不起头。此运动拆散了不少恩爱夫妻。
永新粮站站长丁玉勤，是一个南下来的解放军干部，说话叽尔缸啷的，是个北方人。这次被打成右派，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后来被下放到永新乡辖下的双凤村当农民。在当时的阶级路线的重压下，妻子儿女都被迫和他疏远。一个北方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西南偏僻山村，这样的境遇，他参加革命时没想到吧？后虽平反摘帽，恢复待遇，但已人老时去，青年时的抱负又怎能挽回，只有空度晚年了。冤也！
张天武，永新中峰人，永新地区中共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共地下党“东溪小学特别支部”付书记，中共地下党“中峰乡特别支部”书记。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给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任綦江县审判长，綦江镇反时期杀的人都是经他的手勾的朱红大笔。
反右运动中不知为什么，又该他倒霉了。永新人传说他是与南下来的军人领导争权力，闹矛盾被打倒，被判刑，一直关了很多年。改革开放后才评反出狱。据他的亲戚讲，再迟点出狱就要关死了，出来时都是用救护车直接送的医院。后被安排在重庆歌乐山“重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当馆长。他在镇反扩大化中枉判杀了很多人，几年后他自己又被枉关了很多年
曹雨时，永新新建陆家坪人，地下党员。曾经被捕入过狱，被国民党拷打背过火夹背。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民间社团綦江“健行社”，由社长潘绰容出面担保，营救出狱。
土匪打永新时，满街跑着高喊捉拿曹雨时。反右时他因对安排的职务不满意，发了一些牢骚被打成右派，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改革开放后评反纠正，给与老干部待遇，年青时的抱负、理想，一切都成过去，只有安度晚年了。
在我们这个村，就有许树清、刘炎廷、胡荣华等。他们这些人也没有文化，本来从政治上讲也提不出什么大的看法和意见，只是从实际生活中就土地收归集体耕种后，不能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成减少，人们吃不饱饭、饿肚皮而在工作队启发下，发点牢骚。在运动后期定性时，被定为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坏分子（对农村没有文化的一般群众没有划为右派），遭到无情批斗。
刘炎廷，因为没有吃的，得了肿病，说了句：“我的病只要有黄边粘（水稻的一种品种）作药，咸豇豆做引子，吃了就好。”意思是自己是饿病，有饭吃病就好了。就说他说合作社不好，新社会不好，没有饭吃，是攻击社会主义。
许树清，爱说俏皮话，这时因他说了句“有女不嫁高山山，天晴落雨把门关，一天三顿沙沙饭，两腿熠起火斑斑。”；“一碗稀饭两个脑壳喝。”的顺口溜俏皮话。于是就认为他说山村人现在穷，吃粗粮，喝清汤汤稀饭，是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办农业合作社，被定为坏份子，被斗争。
此运动定“右派份子”之荒唐，从《綦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所载：“綦江县复查改正错划右派事略”中可见一斑，文章中写道：我县原定的右派份子，属于错划，需要改正过来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没有鸣放，“主动”站出来当“右派”。本来，划分右派是根据整风鸣放（发言提意见）的内容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定。然而有的人根本没有鸣放，更不存在有右派言论，也定为“右派份子”。如有位中学教师在整风会上不发言，而主持会议的人说：有的人平时那么多意见，对党不满，现在一言不发，实际上也是右派。这位教师听话后，感到自己曾经给领导提过意见，又听别人私下说他已经内定为右派了，主持人讲的话明显是指他。于是他认为“山雨欲来风满楼”，便说：“要我当右派，我就主动站出来嘛”。结果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后，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份子”。给与降薪处理。
二是带头“鸣放”当“右派”。如有个区，有位准备提拔当粮站领导的年青积极份子，反右前，区的领导安排他到一个工作点上去组织职工开会鸣放。由于县机关己经反右，参加会议的人怕鸣放后当右派，会上都不发言。这位干部去请示区的领导如何办？区领导叫他带头鸣放，“引蛇出洞”，并保证不打他的右派。于是他就把县城反右时大字报上所看到的“右派言论”搬去在大会上带头鸣放，但群众仍不发言。到反右阶段，大家都说。他鸣放的内容全是大毒草，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他不服去找区的领导，领导却说：“叫你带头发言，并没叫你带头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此人竟被划分为“右派份子”，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改造。
三是反对别人给领导机关提意见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如有位年仅十八岁的共青团员，是一个从师范校毕业后才分配到小学任教的女教师，平时很听党的话，工作表现也很好。在鸣放阶段，她听到别人给县委、地委提出很尖锐的批评后，心里很不服，便气愤地说：“县委、地委那么坏，你们就打倒他嘛！”在反右时，一些对她不满的人说，她要打倒县委、地委，是反对党的领导。就她那么一句气话竟被歪曲上岗，划为“右派份子”，开除团籍，调离学校到商业部门当营业员，尽管哭了无数场也未解决问题，在痛苦中耗去了青春年华。
四是有的人在反右时没有定为右派份子，而在反右后又以各种形式定为或视为“右派份子”。如有一位干部，是部队上转业回来的，由于他平时爱心直口快与领导提意见，鸣放时又直言不讳与领导提意见，反右阶段对他进行批判，“内部消毒”后以干部身份下放农村锻炼，没有划为右派。在农村劳动期间，该员逃到新疆另找工作，当新工作单位来政审时，原工作单位证明是右派问题逃跑的，结果被定为“右派份子”。又如有位老师，在鸣放中没有发言，被内定为“右派份子”，反右后与所划右派一起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当地干部和农民都把他视为右派，甚至召开地、富、反、坏、右份子训话时，也通知他去参加，所以他本来不是右派也成了“右派”了。
五是有一部分人出于善意，在鸣放中给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改进工作的，但却被划为右派加以打击。如县银行有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参加工作几十年，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为革命作出贡献。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到县银行工作，安排在银行的一个基层单位－－－营业所当主任。鸣放时，他对人事安排方面给党的领导机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结果被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而单位又误宣布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公职送回山西省原籍农村劳动改造。审查确定改正后，银行派一名副行长到山西原籍寻找下落时，得知该同志被宣布为右派份子送回农村后，其妻为划清界限，尽管身怀有孕，也痛哭离婚。他本人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受冤情况，但始终未得到解决，只好带着儿子讨饭过日子。对这样受屈二十多年，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老同志，我们参与复查的人都感到痛心和同情。领导决定，立即将其父子接回綦江妥善安排了工作。还有一位教师，是马来西亚一位华侨的子弟。抗日战争期间，满怀爱国激情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投身抗日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教育工作，把知识才智献给了培养祖国年轻一代的事业。然而就因为他在鸣放中提意见，反右时被定为“右派份子”送农场劳动改造，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
六是有一部份人在鸣放中有涉及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或对党领导的各项运动有错误或过激的言论，但他们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如红军烈士家属王根澄（其子王良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历任工农红军见习参谋、连长、营长、支队长、纵队司令、师长、军长等职，转战赣、闽两省，功勋卓著。一九三二年六月，在闽西作战中壮烈牺牲。其弟王奇岳，一九二零年赴苏学习，在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一九二五年赴法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东调闽、浙、赣苏区协助方志敏工作，在军事上参与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十军的组建工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领导了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由于他家庭是地主，土地改革中死有人，整风鸣放时他写了一首名曰《长恨歌》的大字报，其主要内容是“某某某（指挥当地土改的领导人）真无情，整死我家几口人，是地主该打倒，是烈属该保存……”。反右时就说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长恨共产党，因而被定为右派份子。其子师专毕业后因父亲是右派受株连不予分配工作，长期流浪在外。
……
毛泽东这样做，一是清除异己，检验下属和人们对他愚忠不愚忠。对表现出来的不愚忠者，加以清除和惩治。二是实行言语狱和文字狱，杀鸡给鹅看，强迫人们去愚忠。要人们知道：不愚忠者将会受到严厉制裁。三是为以后的独断专行，完全按个人意志任意行事，搞个人崇拜铺平道路。
这个运动带给后来的影响是深刻的。人们不敢说真话实话了，只能把真话、实话埋在心里，尽拣好听话、光儿话、恭维话说，造成了假话盛行，浮夸风盛行。这时的粮食亩产明明只有三百多斤，上报时层层加码说到亩产上万斤。各种报纸、小报、刊物也这样登载、鼓吹。各行各业都在“赶千里马”、“放卫星”。谁的产量报少了，进度报慢了，就被评为“小脚女人”，给你送个小脚女人图像和牌子来。还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最高领导者难道不知道这个常识吗？粮食产量是靠胆子大就搞出来的吗？万多斤粮食铺在一亩地里是什么概念。不是说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吗？不是做过“湖南农*动考查报告吗”？
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了，明明是一，如上面说是二，你就只能说是二。不然你就是反对领导，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要被专政、被打倒。谁有三头六臂，谁敢以身试“法”。
当时明明饭都吃不饱，饿得不行，非说成我们过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明明说话都要受到约束、限制，却非说人民可以畅所欲言；明明是画地为牢，人们被固定在一个合作社、一个伙食团、一个生产队这样一个小范围内，外出都要受到允许才行，却非说成人民是自由幸福的。
镇反运动划出了反革命，土改运动划出了地主、富农，这次大鸣大放又划出了右派、坏份子，这五种人后来被统称为“五类份子”，其子女被称为“黑五类子女”。在毛政权的阶级社会里被作为敌人、坏人。长期被专政、被歧视、被折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个运动的不断进行，这个队伍不断壮大。这个队伍的发展是独特的，他不需自身努力，而是当权者的不断输入。毛政权需要“敌人”，“敌人”可以背一切“失误”、一切过错，“敌人”可以转移人民不满的矛盾。“敌人”这个紧箍咒可以恫吓广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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