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解散后，以小伙食团为基础划为生产队，我们新农大队就由大伙食团时的三个生产队变成了七个生产队。

在一九六一年就把永新一个区为一个公社改为一个乡为一个公社。区仍恢复叫区公所。下辖永新、升平、新建、紫荆、中峰、罗家、三会七个公社。这时的基层建置就是：县、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除生产队外，其它各级都是党的书记为一把手，行政的长字号为二把手。公社的行政领导不叫社长，而叫公社主任。

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生产队统一生产，按出工劳力评记工分，粮食按人口和工分分配。生产队平时粮食收获后，按人口预支一部分，年终除上交国家和提留后，按当时国家规定，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粮食按人口分，叫基本口粮。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粮食来按工分摊，叫工分粮。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核算收入，出工的劳动报酬年终按生产队的总收入摊总工分摊算。

评工分的情况是：男的壮劳力出工一天评十分，为一个劳动日，也就是一个劳动基数。女的和娃儿、有病的、劳力弱的视情况从二三分到七八分不等，女的劳力比较强的一般评七分，最高可到八分。

各家的全年劳动收入除去分的粮食折款后，算你进钱还是补钱。这样，分户自炊，各家按人口还划了点自留地，可以种菜了。活动余地比食堂时期大得多了，人门喘过气来。

一九六二年冬，当人们熬过三年生死灾难，因划了点自留地，有了自家的锅灶，能吃上一口热菜热饭时，又掀起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农村开展以反单干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至此到毛泽东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暴力政治，贯穿生活的旮旯角角，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怎么都想不通的。

当九十年代谈到这一话题时，年青的一代说那时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听话，要干，用“苛政猛于虎”来回答都不够份量。

一九六二年冬以前，虽然进行了阶级划分，阶级虐待，被划为敌对阶级的这部分人，经常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排挤，但好象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异常严格的政治手段、行政措施。是阵发性的，没有贯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这类家庭有文化的人出去工作，这类家庭的娃儿读书成绩好的也能和其他人一样考上各级学校。

一九六二年以后，阶级斗争提到日常生活中，疯狂地搞阶级对立、阶级排斥。人为地把人划为几个等级，以全国而言分有：老红军、老干部、工人阶级、农民、其它劳动者。被打倒的所谓“剥削阶级”和五类人员。

老红军老干部和高级干部是享有特权的，思想上把工人阶级冠为领导阶级。相对而言，农民就成了被领导阶级。所以人们就把工人称为“工人老大哥”，把农民叫成“农二哥”。一段时间，农民进城，城里人就用贬义的“农二哥”如何如何戏称你。“农二哥”又意味着“傻”、“土”、低一层。

在农民中，又分贫下中农、中农、小土地出租，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贫下中农为依靠力量，什么都有优先权，是上等人。特别是在安排当干部、参军、调出去当工人这些领域都是优先考虑。中农为团结对象，是中等人。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员为打击对象，专政对象，什么权利都受到限制，为下等人。这“五类”人员及其家人都不能参军、当干部，也不能调出去当工人。就是连搞一些基本建设工分高点，活路轻点的，有补助粮的事，不是很差人的话，都是去不了的。

从这时起，以前在外面工作的很多都被陆续清除回农村，特别是那些在军工系统、国防系统、军队、公、检、法、政府部门等被称为要害部门的人，基本上都被清除出来。

“五类人员”的子女小学后不能再升高一级学校（除个别用来体现政策的）。通婚也受到严格限制，表面上宣传婚姻自由，提倡自由恋爱，实际上却施与一种压力，编织一张无形而强大的巨网，强行扭曲婚姻的组合。如党员、干部、军人及要害单位的人的子女与“五类”人员家庭的子女结婚，父母将受到压力，说他们阶级觉悟不高，和敌人划不清界线，政治升迁或工作都将受到影响。他们将千方百计的阻拦其子女与“五类”家庭的子女谈恋爱、耍朋友。如一个出生是贫下中农、工人、干部家庭的青年人与“五类”家庭的子女结了婚，就参不了军，入不了党，当不了干部，还不能参加有些部门的工作。如是军人，将被退回农村。如是党员，将被开除。如是干部，将被免职。如在要害部门工作，将被清退或调出。就连一般农民都不愿把姑娘嫁入这类家庭。因此，这时期的这一代“五类”人员家庭的子女，男的很多都没能结婚成家。姑娘们都怕进这类家庭去受打击，受歧视，更不愿以后自己的娃儿是抬不起头的“五类份子”家庭的“狗崽子”。

在日常生活中，其歧视无处不在。在生产劳动上，这类人一般都干重活，没人愿干的活路，大多叫他们干。评供应粮时一般都少得或不得。平时说话都不能大胆说，如被打击的“五类”人员的娃儿与其它娃儿吵架、有什么争执，对方将用“你龟儿地主娃娃”，“你龟儿反革命娃娃”这一类的话来压倒起，使这类家庭的娃儿就不敢开腔了，只有灰溜溜地走开。大人就更不敢说了，如他们与其他人吵架或有纠分，对方就说你不老实，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想反攻倒算，可以任意骂你一顿或打你一顿，而且随便到哪里去评理成份不好的人都是要输的。因为即使是公正的干部，他们也不敢背帮“阶级敌人”说话的罪名。

连刑法的量刑上，“出生不好”也是个加重量刑的条件。同样的罪，在给这类人量刑时，必然要重得多。

我是一九六二年上的高小。那时读书，除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课外，劳动和阶级教育、阶级灌输放在重要位置，占用了很多时间。那时我怎么也搞不懂，读的历史教科书又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民党旧社会人是分等级的，贫苦的人被视为下等人，在读书、当官、婚姻上是受歧视限制的，认为这些社会是黑暗的，罪恶的，要批判，要推翻，要打倒。为什么自己批判反对的东西又是自己执行的呢？学校也是这样，课堂上讲不按成份论，实际上“阶级成份”又残酷的渗透在一切大事小事中。特别是在升学的时侯，所谓出生成份不好的，家庭有历史问题的，随你成绩有多好，多听话，小学后你就是“考”不上中学的。

我1964年高小毕业时，我们班上50多个人，30多个“考”上中学，没“考”上的十多个人大多是家庭出生“不好”的。而且大多成绩好，一直是班上前几名的都没“考”起，平时考试不及格，靠抄别人作业的人都“考”起了。

反单干，无非是食堂下放后，人们因划了点由自己作主种植和收获的自留地，想把它种好，或多或少的弥补一下生活。这也要作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来批判。本来，解散食堂，生产队划小，各家各户又划了点自留地，人民生活略有好转。但在这以后的运动中又作为资本主义道路来批、斗，使刚要复苏的农业生产又被控制住了。

生产队时期，上交国家的公粮统购是很重的，而且交的都是细粮，只收稻子、小麦。稻子、麦子晒干后，交粮要担好多天。除了粮食的公粮、统购外，我们地区生产队还要上交油菜籽等的一些农副产品的派购。

除了生产队集体上交的公粮、派购外，农民私人还要交鸡蛋等城市需要的派购物资。如自己没有，就只有去高价买来低价卖给国家。国家又要派购，你鸡鸭喂多一个，运动来了又说你搞资本主义，搞自发。

从食堂下放到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大集体时期，人民生活也一直是很艰难的。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吧，全年分毛粮一般都只有三百多斤，劳动报酬全劳力一天只值三角多钱，有的年份低到二角几，也有一两年值四角多的。我们生产队还算一般的或为较好的，有的队劳动一天只值一角一、二，粮食只分两百多斤。我们村开山坝生产对有些年份就如此。

一个全劳力一天也不休息，苦干一个月只值十来元钱，一年也只能挣百十元钱。那时一块上海表要一百二十来元钱，重庆表一只要八十来元钱，山城牌好像五十几元。买一尺布要一两天活路钱，买一百斤煤炭要干三、四天，一双胶鞋也要挣半个月才买得起。

我们这代人是饿长大的，也是在饥饿中度过青年时期的。人们睁开眼，最伤脑筋的就是这顿吃了，下顿吃什么？那时很难吃到一顿真正的干饭、饱饭，平时都是用各种菜和着煮稀饭、羹羹。就是难得吃一顿干饭也是假的，不是红苕为主就是萝卜为主。人们爱用白萝卜砍成渣渣来和着煮，看到一碗白饭，其实里面全是萝卜。

客人来了，只能给客人煮点干饭在锅上面，下面全是红苕或萝卜，专门给客人舀面上的饭。如煮肉，一种方法是事先把肉给客人埋在碗里；一种是把肉放在菜碗上面，给客人捻。为什么这样做呢？也并不是这里的风俗，主要是东西太少了。那时又是多子女，怕娃儿些不自觉，两下抢了，客人吃不到。客人来了，没吃什么，主人又不好意思。

严重的饥饿，人们可以生吃东西了，边挖红苕边大个大个的吃生红苕，边收胡豆豌豆边往嘴里送。就是下种时也一边下种一边偷着往嘴里甩。饿了，粮食生吃也很香的。

那时把苕根根、菜头头、老叶子都拿来人吃了，根本不可能用饲料来喂猪。猪只能吃点光山猪草，一顿喂他一大桶，猪也不长，一般喂一年多才一百二、三十斤。一家人只喂得出来一至两条，有的连一条都喂不大。那时农村喂猪的政策是实行的卖一留一的政策。也就是说，你喂大两个猪，自己只能杀一个，必须卖一个给国家。如你喂大一个，就只能吃半边。一个都没喂大，这一年你就不能吃肉了。过年国家对没杀猪的户一人供应一斤把肉过个年，管一年。油当然也就一年没得吃的了。你没有票，市上也买不到。

那时人的肚子是空的，很“槽耗”，如得到一顿饱饭吃，要吃一两斤粮的饭。平时都是吃的清汤汤，一顿吃他几大碗，娃儿的肚皮都是个鼓肚皮。

很多家庭一年都只能喂“大”一个猪，一百三十来斤。那时政策规定：猪以一百三十斤为界，一百三十斤以上才准杀。一百三十斤以下为幼猪，不准宰杀。有的喂到年底，只有一百一、二十斤，就千方百计的通关系，开后门，通过兽医，打证明说是病猪，长不大的老疙瘩猪，想方设法的把它杀了。不得不这样做啊！一年到头能不能沾点肉、油，只有这一希望啊！

就是这样费尽一年艰辛，杀一个猪，活称一百三十来斤，半边肉只有三十多斤四十斤，除杀猪时请一下客，过个年，剩下就无几了，一年到头就很难吃肉。

那时杀个猪，吃点肉，是很隆重的事，亲朋及邻居是要相互请一下的。本来杀猪请客，肉应该管吃够的，但实际是个意思，肉只能品尝一下。一碗白菜，上面搭点肠子片片。一碗菠菜，里面放几点猪肝……。回锅片一个人只有两三小块。不是人们不大方，不贤惠，确实东西太少了。如吃半边猪三四十斤，自己要吃一年还是次要的，要待一年的客呀！一个人家，不可能没有三亲六戚呀。

随着生猪的卖一留一政策，粮食早也凭票外，逐渐各种物资都实行计划配给，凭票供应了。什么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油票、糖票、酒票、煤炭票、盐巴票、肥皂票，反正什么都缺，什么都要票，连一合小小的火柴，都供应不了，都不能随便买。

各种票发的多少，各年不尽一样，可能是按当年物资紧缺情况来定。一般一年大概每人布票只有几尺，棉花票几两，糖几两，盐巴一月几两，煤油、煤炭分一季度1―3人多少，4―6人多少。粮票、肉票、油票一类只配给街上人，农村人是不配的，粮票只能用粮食去换，肉票卖猪时可不直接要返还肉，领票。菜油票用种的菜子去换。布票、棉花票、糖票之类城镇人要发得多点，农村人要发得少点。不知国家出于什么考虑的。

物资凭票购买，有时计划供应的那点东西也缺。抢买煤炭那个味道啊！现在想起来都还紧张。

凭票供应，本来就不够烧，但就是发的这点票有时也供应不上。

那时，煤炭是由煤炭公司下设的煤店专营的。永新是用船从水上运来，在离场半里多路的大磴子船码头一处卖。间或来一船两船，人们闻讯后蜂拥而至，人山人海，箩篼都放不下去。呼叫声、吵骂声，乱作一团，你推我掀，大汗一出，脸也糊花。抢到煤了又要去排长长的开票的轮子，过称轮子，有时为一挑煤炭要花一天到晚。如气力弱的，挤来挤去，根本靠不上边，挤了半天，只好挑着空箩篼回去。

从伙食团解散后到土地完全下放到户这段年月里，除了锅里煮的使人揪心外，烧柴也是困扰人们的一大烦恼事。

一九五八年办伙食团前，一般人家都有荒山柴林，加上粮食稿杆，大多是不上山找柴烧的。自大办食堂砍光烧尽了树木、柴山。加上后来的种满种尽政策，特别是农业学大寨，开田改土运动，到处都挖翻得光光的，烧柴煮饭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虽然这时也兴烧煤了，但一来才开始烧煤，人们还不大习惯，很多人还不会烧煤。二来煤炭要钱买，一块多钱一百斤的煤都是买起很贵的。你想，三角多钱一天，买一百斤煤要干几天才买得到。三来还要凭票，是定量供应的，光烧煤也不够，因此就不得不找柴烧。

找柴要耗去人们很多时间，找柴也是个非常辛苦的事。就永新场镇及周边坝下范围的人，开头从几里路的石嘴山下的代家沟口打柴坝开始找柴，一直找到十几里的代家沟尽头马颈子。把代家沟满沟的柴找完后，又到二十几里外的长田山的大山上去找。

长田山是国有森林。山上没有农户，全是森林。山很高，从永新去，去时尽是上坡，担起柴回来时尽是下坡。路很陡，上去时累得喘气，下来时光琢脚，找一挑柴要两头黑。几年后，长田山的柴也不好找了，人们就到更远的刘家沟、千公堰一带去找。

到刘家沟、千公堰一带去找柴，有三十多里路。鸡叫头遍就要起身，摸黑走到半路才亮。进山找好柴后，匆匆吃点带去的冷饭，喝点路边山涧的冷水，就急急的往回赶。一般都要黑很久了才挑得到家。

找柴，不同于砍柴，是到山林里去找干枝、枯枝，死杂树、大树砍后留下的树圪篼。有时找的是别人要的柴，还要被缴背篼。

后来，柴不好找了，人们从以烧柴为主逐渐转变为烧煤为主，不再上远处山上找柴了，但也要就近找草草、叶叶来烧。哪里有点能燃烧的草草，都是被人们反复地割来晒干烧的。水稻收割以后，人们就中午顶着烈日，晚上背着月亮，把留在田里的谷桩割起来晒干了烧。

清溪河两岸都有竹林，人们就到竹林里乱刮落在地上的叶子来烧。每天你刮过去，他刮过来，林下刮得光光的，按当时的说法，把竹林地下的“血”都刮出来了。

那些年又爱天干，夏天中午，哪怕气温高到三、四十度，人们也得顶着烈日，利用这一生产队上班间歇，男的做自留地，女的找猪草、找柴。那年头，夏天男人们大多赤着上身，穿条短裤，晒得油光光的，雨落在背上都不沾。

“人穷力气出，肚皮饿了口味开”，是这里的一句俗话。真的，寒风、烈日、苦、累，那时人们都不在乎，使人们最难熬的是吃不饱。那时人们的要求是：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干饭稀饭吃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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