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綦江县破获了以蔡国民、龚昌民为首的，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青年党组织。青年党人员以永新地区为主。参加人员不少，一般群众居多，也有少量干部涉及。清溪河一个推船的船工封的什么区长，我们公社的文书因其舅子参加了青年党受牵连被清除回农村。头子蔡国民被判死刑，龚昌民被判死缓。后又有什么梅花党、其它什么党的。反正在毛泽东时代，不怕政策那样严厉、高压，人们被控制得那样紧，活动范围被控制得那样小，在小小的一个綦江县，铤而走险的人组织反对共产党的组织几年又出现一起。改革开放后，政策那样宽松、柔和，人们愿说什么就说什么，活动空间那样大，也是二十多年了，我们綦江再没听说有反革命组织出现了，再没有人要推翻共产党了。
看来饥饿会使人铤而走险，暴政会逼人反抗造反。毛泽东及那一代人不正是利用这一社会矛盾使革命成功的吗？
在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六年四月，所进行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一九六三年九月开始到1964年初，又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对象是基层干部。据后来的綦江县志记载，全县三百三十一个大队统计：有四千七百多名干部犯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那时干部中普遍存在贪污、腐败，以权进行投机倒把。只不过人数比例很大，金额数量较小。但这决不是这时的干部们不贪，心不大，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太穷。据《綦江文史资料》记载：到一九七五年末，全县信用社仅有股金51.3万元，各项存款1647万元，其中个人储蓄169万元，各项贷款157万元。百多两百人的生产队，一年产值才万多两万元，人均几十百来元。而且就是看到的那点粮食，根本没有什么现金。一个生产队又有生产队长、付队长、会计、现金保管、粮食保管、计分员、还有大队干部一大堆官，他们贪污到的金额当然有限，但决不能说那时的干部是清廉的。
那个时代除了农业生产就是政治运动，人们根本不办社会上的什么事，也很少有大的社会交往，身上也没有钱，也不可能进行行贿受贿。要想得到关照（如想当干部、调出去当工人），悄悄送个鸡,送几十个蛋,送块腊肉,送斤酒之类的普遍存在，也是当时唯一能办到的。
那时选人,用人，才能放在次要位置，有时可以说完全不讲才能，而主要是看出身成份，看穷不穷和凭领导的印象，也就是说的所谓表现。出身成份是生就的、先天的，表现就完全靠领导的嘴说了。
干部们一方面可能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被批判、斗争、被打倒。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权力，平时不受民主监督的制约。一般干部都可以叫民兵抓人,捆人,打人。那时口头上讲的是法，实际上不讲依什么法，完全是行政命令，领导说的就是法。上级领导就代表党和国家对下级行使一切权力。完全是人说了算，法是淡薄的，或者说是混乱的，更是服从政治的。上级叫下级做什么，下级就必须无原则服从。干部叫社员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如把谁定为坏人，你就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如你要申辩、说什么，就说你不老实,不认罪，想翻案。就会被更残酷的捆绑,打,斗一顿，直至你认“罪”。如谁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他就会背觉悟不高、与坏人划不清界线,站在阶级敌人一边的罪名，惹火烧身。所以那个时代冤案、假案很多。改革开放后，虽然大多都评了反，但一个人的一生就被那个时代毁了。
那个时期，对干部的贪污、腐化、受贿等，不是用一种日常机制来制约。对人的处理，主要不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量刑，而是用政治运动，用急风暴雨的方式批判,斗争一阵。宣传上说是整思想，是帮助你，是挽救你，实际上是整人，整肉体，动不动就是捆打跪斗，游街示众。用这个运动发动起来的一批人员换下上个运动起来的一批旧的。每个运动都要死人，经不起风浪、折磨而自杀的每个运动都有。
永新商店的会计邓国权在小四清运动中跳河自杀。永新兽医站站长赵忠余在大四清运动中跳楼自杀。医院的贺吉桃也是在大四清运动期间上吊自杀。永新收购站的杜万祥已是在一个运动中服农药自杀……。
干部随便耍威风，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家住在离区公所不远的西牙坡旁的草房里，门正对着西牙坡大路。那天上午，当时的区委书记张其中从区公所出来，站在大路上叫张勇。张勇当时是我们新农大队的大队干部。叫答应后，因张勇住的房子距大路有百多两百米距离，张其中就大声吩咐张勇什么事。此时有一个青年人正走在张其中前面几十米的大路上，此人可能也较调皮，他不认识张其中，不知他是区委书记。他在前面就随便应了声“听到了”。这还得了，张其中就认为顶撞了他，就叫我们生产队的人把他截住，并叫找挑大粪桶来，罚他在我们生产队担一天粪。中午饭都没给他吃，到下午要黑了才放他回去。此人好象是几里路外升平乡的人。
1964年五月，城镇进行了一个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想压缩城镇人口，把街上没有工作的青年人迁到农村当农民。
运动宣传的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搞的是成户下乡。说的是动员，实际上是强制。永新街上走了五家半，都是成份不好的，四户地主，一家有历史问题。从綦江、重庆也撵下来得有。
至于那半家，实际只撵走了一个。男的姓冯，家庭成份没什么，但本人有厉史问题，在旧社会干过什么，属于五类人员。不敢说半个不字，叫走就只得走。女的娘家及自己都是好成份，她又属于不怕事的人。虽然街道强行把她一家的户口下了，不配口粮，但她带着几个娃儿就是不下农村去。街道几次把她的东西白天从她的房子里甩出来，她几娘母晚上又搬回去，随你怎样整，她就是不走。由于她家庭成份好，又是一个女的，带着的又是一包子娃儿，她又抓住了那个时代宣扬的：不讲任何亲情，你的家人和亲人被定为“坏人”，你就要和他(她)划清界线，把他(她)当敌人、仇人。她就以此理由不下农村和她男的住在一起，和他划清界线，不和他来往。因此又占了“理”，街道也说不过她，一段时间后，街道就只好不管她了。
由于下了户口，注销了粮证，她就带着几个娃儿，靠到农村捡拾粮食过活，一直顶着。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家才又开始正常生活。在暗地里，人们都很佩服她，认为她是一个坚强不屈的硬骨头。
李瑞艮是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解放军，好象是河北人。他受过伤，子弹从背上穿过，可能是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没有及时的得到很好的治疗，伤口烂了，背上留下了拳头大的一个坑。后来随刘邓大军解放西南来到我们重庆。解放后转业分配到市属的松藻煤矿当一个一般管理人员。
他妻子是永新人，家庭是地主，她本人解放前在重庆读书。从年龄看，解放时她也是成年人，本人也可能被划为地主份子。解放后经人介绍，与李瑞艮结婚，生有三个女儿。此时大女儿十三四岁，小女儿还不到十岁。
李瑞艮一个人的户口在煤矿，妻子及三个女儿的户口在重庆市中区两路口街道。这个运动把他妻子一家四口也作为上山下乡的对象强迁下乡，撵回老家中峰乡。
他妻子耳朵有点毛病，是半聋不聋的，体力也很弱。这样一个弱女子，带着从小在大城市生长，到大不小的三个女娃娃，来到永新中峰乡高山上的一个叫龙深潭的生产队。在这陌生的地方，他们什么都不会.还好，当地农民对他们还好，没有欺负他们。到了农村，煮饭要上山找柴，吃水要到井里去挑，吃菜要自己种，还要到生产队上班做他们没有做过的农业活路，买点东西要到十几里、几十里的中锋场、永新场才行。又没有住房，这次被压下来的人，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来的知青，要给他们安排好住房。她一家只好住在一路边的土地庙里。土地庙只有两个多平方大，一人来高。土地庙用作厨房，在土地庙旁请人打了一个十来平方的草棚，四面墙壁是用树枝夹的，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一个为了这个政权，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家人得到这样一个境遇，加上后来文化大革命又对他本人查来查去，慢慢的就神精失常，成了疯子。拨乱反正后，虽对他一家评了反，他本人享受了老干部待遇，妻子及小的两个女儿也从农村返城和他住在一起，得到了团聚。两个女儿还安排了工作，进了矿上。但他本人的疯病一直到死都未好。妻子也因受到太多的打击，后来也有点神经失常。
他们在那偏远的山区，无依无靠。在受这样的环境所迫下，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十多岁就过早地在农村结了婚了。二女儿因结婚不久，自己也还小，还未有孩子就进入了好时代。落实政策后就回城并安排在父亲所在单位工作。
大女儿就很惨，因她结婚得早，毛氏时代结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的政策，他们这种情况，在农村结了婚，对方是农村人，又生有孩子，就不容易迁回城。农村生的孩子，也只能随农村的一方，不能办入城市。所以他大女儿就长期在农村了。更惨的是：由于他大女儿从小生活在城市，劳动力又弱，做农业活不怎么行，又有思想包袱，性格有点孤僻。结婚到男方去后，生产队对她印象不怎么好。在一个运动中，她回重庆探亲超了假，回来后，工作队和生产队干部就拿她来斗。在斗争会上，叫人把她打了一顿。本来一个从大城市强迁到农村的姑娘，又因环境所迫过早出嫁到另一个农村，组成了一个自己并不很满意的家庭，思想本来就想不开，早已背上了包袱，加上这次又被毒打一顿，又无处诉说，也就疯了，现在病也未好，还是疯子。庆幸的是，落实政策后，国家以残疾知青对待，由民政发给生活费，生活有了保障。
这样一家人，被那个时代整疯了三个，最后虽都熬过了那个时代，进入了如今的好时代，可惜他们已无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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