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四清”工作队刚撤走，“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中华大地进入了一个更为荒唐时期。
那时还没有电视，在还没有进入正式运动前，报上出现了批判“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不过报上的宣传在我们这些小地方是不敏感的，农村更不说了，谁去管他。不久，县里召开党员会，连农村的一般党员都去了。我还清楚的记得，我队一张姓党员，大四清运动入的党，一字不识。开几天会回来，什么都搞不清楚。问他开会说什么？他说：“开会是喊打倒炖肉不咸撂一它”（邓拓、吴含、廖沫沙綦江话的谐音）。
六月左右，各级成立文革小组，对机关干部进行分类排队。列为四类者被定为“牛、鬼、蛇、神”，组织大字报进行围攻。街上也开始贴大字报，打倒北京的“三家村”，围攻当地的“牛鬼蛇神”。农村也开始学习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
遍地贴大字报，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的一种新方式。特别是运动发起时和运动前期，不管当政者和各造反派，都用满天贴大字报造舆论攻击。街上的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昨天才贴的又被今天贴的覆盖了。两派争斗时期更是这样，你贴我撕，我贴你撕，你贴上去我又贴来把你的遮了，我贴上去你又贴上来把我贴的盖了，绞住一团。
大字报多用一般白纸和旧报纸来写，用浆糊贴在街上、学校、机关单位和各显眼地方的墙上。内容就是互相攻击、谩骂；引用毛泽东及某文革领导人有利于自己一方，不利于对方的讲话；高喊自己一方是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对方是站在刘邓一方的，是保皇的，是不革命的。
七月下旬，全县教师集中到县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重点是在文化界、文艺界、卫生界开展起来。运动发动初期是在各级领导指挥下进行的。一部分被排为三、四类的学校、文化、文艺、卫生界干部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大批业务水平高的，出生成分“不好”的，有点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平时与领导格格不入的，言论不“纯”的，首先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走白专道路”，被揪出来批斗。开头还只是批思想，反省交待，逐渐就变成了戴高帽、游街、罚跪、捆绑吊打。并发明了一种新刑罚：“弯90度向毛主席请罪”。永中的老师有的手杆被扯断，有的被整的死去活来。区里管文教卫生的干事是被重点整治的对象。斗争一段时间后，这些本来是学校的尖子老师，医院的得力医生，被叫去打扫厕所或放到我们农村种他们不会种的庄稼，要他们劳动改造。
以往的每次运动，运动的发动者在基层利用的动力基本上都是“干人”、“穷人”或利用矛盾发动的积极分子。这次运动的动力主要就是学生了。特别是运动前期。
运动至始至终反对文化，反对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无用，把知识视为臭的，要学生反对师道尊严。
学校不是老师教育学生了，学生和老师完全翻了个面，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把老师叫来教训一顿，骂一顿，斗半天，拳打脚踢，老师成了臭狗屎。学校变成了学生造反的天下，折磨老师的乐园。一时间，社会上也形成了鄙视知识，鄙视文化，鄙视脑力劳动。当老师成了厌倦的职业。
八月，学生开始串连，由北京向全国辐射，随之建起造反组织。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这以后，学校不上课，工厂半停产，各单位半瘫痪状态，专搞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满天，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中央每打倒一个，就自上而下一直到老百姓都要有一大批人背时，用来陪杀场。封建时侯要株连九族，这时是无相干的人都要受到株连。当时又没有电视，只有报纸和广播。哪个政策是哪个领导人的，哪个领导是哪帮哪派，哪个领导反党反毛主席没有？基层和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社员就听生产队长的，生产队就听大队的，大队就听公社的……。上面的政策都认为是中央的政策，毛泽东的政策，谁会是哪帮哪派的？特别是早就被打倒的“死老虎”，现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这部分人，平时连发言、走动的权利都没有，现在也把他们和上面的大人物扯上关系，每打倒一帮人，都说他们是脚脚爪爪，都得陪杀场。
我们农村是十月以后正式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一是整整“死老虎”，说他们是刘、邓的脚脚爪爪，刘邓是代表他们的，是他们的总后台。二是不停的开会，学习传达中央文件，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一伙，批斗刘邓路线。把他们说成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三是把刘少奇、邓小平扎成草人，到处倒吊起。能写标语的地方都写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标语口号和辱骂语言。四是揪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和跟着刘邓走的人。
这以后，生产被放在第二位，空头政治被放在第一位。整天喊口号，学习毛泽东著作。不管你那家人认不认得字，每家必备毛泽东著作一至四卷，毛著甲种本、乙种本、语录本、单行本、老三篇。如要算发行量最多，稿费最多，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是强买强卖，这种敛财手段比谁都高明。当然我不知道他要没要稿费。
这时任何场合发言、讲话都要先说一段毛泽东语录，写文章都要在前面写一段语录，各种报纸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一段毛泽东语录。甚至有一小段时间，上街赶场走到场口要背语录，跳忠字舞才准进场。生产队上班要扛主席像，语录牌。在干活前要先整队向毛泽东像鞠躬，颂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背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这些形式做完了，才解散去干活。还要求人们在吃早饭前向毛主席请示，晚上要向毛主席汇报，叫“早请示，晚汇报”。跟信教徒敬神一样，信教敬神是个人自愿的，敬毛泽东却是强迫。
一次，工作队在吃早饭时路过我村一胡姓社员家，没有听到他家在吃早饭时向毛主席请示的声音。当工作队员问这个胡姓社员为什么不向毛主席请示就吃饭时，这个社员说：“我默了一下，没说出声，反正心到神知嘛。”
跳“忠”字舞，很使人发笑。跳舞，本来是应讲究艺术，有舞姿的。那时却不管什么人都叫你跳，那就只有扭扭屁股，跺跺脚，伸伸手等乱蹦一仗。丑态百出，到底是表忠还是搞笑。老百姓都认为是无聊的折腾人。
一次，又在大礼堂开一个中央发的什么指示的庆祝会上叫跳忠字舞。一刘姓贫协表忠者跑到台上去跳忠字舞。他在台上扭来蹦去，人们捧腹大笑，并故意拍起掌来。他是人们说的“宝气”一类人物，他还认为人们真的说他跳得好，跳了一遍后他还说：“你们欢迎吗？管他妈的哟，再来一遍嘛。”他又跳起来。
这一时期，毛泽东用两种手法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一种手法是：一方面分批将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有威望、有实权的人打下去，给他们安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通过会议、报纸、广播、红卫兵的传单，铺天盖地地宣传贯彻。把他们说得一钱不值，要全国所有的人去批判、斗争，在思想上划清界线，把他们的名声搞臭，抹杀掉一切功劳。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只有自己才是代表人民的，是救星，是红太阳，站得高看得远，他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一句顶一万句。要人民去愚忠，一天万岁不离口。不听从者不但自己倒霉，子女及三亲六戚都将受到株连。
第二种手法是：一方面把人们原来心目中崇拜的神像、菩萨、庙宇、祖宗祠堂、牌位毁坏，不准老百姓朝拜。另一方面把自己神化，强行要人们家家把原来供祖宗的香合、神龛撤除，贴上他的画像，早晚模拜，制造自己这个新的神。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利用者的大力奉承、吹捧下，铺天盖地的压向每个人头上，袭卷中华大陆每个角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更有力地打击邓小平、刘少奇等，也可能想感受一下自己高高在上，万人来朝的滋味，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来至全国的红卫兵，鼓动学生起来造反。全国各地学生象潮水一样涌向北京，我们永新中学也去了一些。沿途设接待站，坐车不拿钱，吃住不拿钱。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政治待遇，也是最大的立场问题。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只得把其它一切事情放下，让学生们愿怎样就怎样，特别是铁路。好在当时什么都是国家的，可不计成本和亏盈，整天把这些学生娃儿拉来拉去。如算这笔国家经济损失，就不知是什么数字了。
象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农村娃儿，本来生活条件就很穷，以前到县城一趟都很不容易，现在能到北京去玩一趟，而且坐车、吃住都是免费，兴趣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据有的回来讲，沿途的接待站还可以借钱借粮（粮票），他们就把借款人的名字写成当地各级领导的名字。
“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政治上是无尚光荣的，人员要经过各地“文革”筛选，出生必须要“好”，政治上要一定“可靠”。行程上又是十分艰苦的，学生们从各地接待站涌到火车站，从火车站爬涌进火车，火车严重超员，又不正点，爬着吊着都是人。厕所、过道挤得放不下脚，几天几夜的站到北京。为了等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其他领导人神秘出现的那一刹那，组织者半夜就把人们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整队站着。广场上人山人海，屎尿都解不了，脚都站硬了。无数个钟头过去了，在激动、疯狂、焦躁的某一时刻，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才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仅仅向潮涌的人们挥挥手就很快离去了。
春秋时期，周幽王利用烽火把周围的诸侯调到骊山脚下，用看千军万马在城下被骗而奔跑涌动来博得自己美妃一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现代领袖”利用手中至高无尚的权利，调集上百万学生到北京看自己挥挥手来满足个人狂想，感受能呼风唤雨，万人来朝的境界。前者为此丢掉了江山，后者带给国家和人民是无尽的灾难。
通过这样多次接见运动，学生们沸腾了。社会上来来去去都是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身背黄挎包，手拿毛泽东语录本，口中高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革命是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杀！杀！”。“造反有理”等歌曲、口号的十多二十来岁的学生。
至此，由毛泽东及其怂恿者激励起来的红卫兵为主力军进行了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等口号下，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到处抄家，打人斗人，砸庙宇，砸祠堂，砸他们认为旧的一切东西。
一时间，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雷霆万钧之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统统砸烂了，庙宇、祠堂拆除了，有雕梁画柱的房子、门牌破坏了，人们祖祖辈辈立的香合拆除了，老坟挖掉了。很多家庭被抄了家，家里除了“毛选”一类书以外的古书、旧书、古董以及被认为是旧意识的东西一律抄走或砸坏。如发现谁家有对毛泽东不尊的地方（象毛泽东像有破损，没贴正，掉在地上，毛选书上有墨迹涂改等），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连写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字眼的纸页、报纸掉在地上都可能被说成是想踩毛主席、林副主席，被打成反革命。特别是“牛鬼蛇神”及其家庭的人，整日提心掉胆，小心翼翼。不挂毛泽东像不行，挂在家里又怕损坏。很多正常的生活习惯也被视为封、资、修来革命。姑娘们不准打扮，长辫子被强行剪掉，裤足大了要给你剪破、小裤足也要给你剪破，认为是奇装异服。连稍穿好点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加以批判。一些自古形成的地名也被认为带有旧色彩或不革命被取消更改。如永新场口的“德心”大队改为“红心”大队，离场不远的“兴丰”大队改为“先锋”大队，长田山下的“白岩”大队改为“红岩”大队。甚至有的人名也要更改。这样一来，看书只能看“毛选”、“红岩”一类书；电影、戏剧只能演“红灯记”、“沙家滨”一类；人们穿着只限制在中山服、军服一类；唱歌就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类。地名也改成“胜利”、“红旗”、“跃进”、“反修”、“反帝”之类。有些人名也为了赶时髦取成或改成象征革命的或被毛泽东肯定的词语，如“长征”、“东方”、“向阳”、“抗美”、“援朝”等。
总之，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也进入了一个高度紧张、疯狂、恐惧、无知、神经质，人人自危时期。这里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
永新场上有个叫潘守信的人，他爱人是永新农具厂的，他本人在綦江铁路上工作。是个东北人，革命家庭出身，亲属都是老革命干部。他养了一条狗，当时为了赶时髦，体现恨美帝，于是他把狗的名字取成“美帝”。那时，把美帝视为狗，这是革命的，是有阶级性的，是积极的，无可非议。但狗有时要跑出去，狗取了名字主人就要喊，跑出去了就要叫它回来。一天，狗又跑出去了，他无意中就站在门口叫：“美帝，回来。美帝，回来”，这可就拐了，叫美帝回来，就是想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回来，就可定你为反革命。永新的“革命者”们就想对他采取行动，对他进行专政。幸好他家是红色家庭，哥哥、姐姐都是军队大干部，很硬。文化大革命军队是占上风的。永新这个小地方的“革命者”没能扳倒他。
我门大队彭家湾生产队的郑清云，才十几岁，平时比较调皮，爱乱画。一天，他又在一磴石头上画了一把枪。正巧，他画枪的这磴石头不远处的另一磴石头上写着“毛主席万岁”这个标语，他画的枪正好对着毛主席这几个字。本来，十多岁的娃儿，是随意画的，并没有什么目的，这只是一种巧合。但他这下可就惨了，革命者们就说他想用枪打毛主席，是反革命。把他捆绑着游街、游村进行批斗。幸好他家是贫下中农，没有牵扯大人。
大土榜生产队一个叫熊荣禄的，那天担粪淋麦子，因麦地是斜坡地，粪桶放不下，只能挑着淋。人挑着粪担弯不下腰，粪淋下去没淋到麦窝里，淋偏了，他就随意说了句永新地方话：“哟！淋了。”因“淋”与“林彪”同音，与他有意见的人就告发他，说他用淋粪来攻击林副主席，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他又在解放前当过一点伪职，就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经常遭批判、斗争，管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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