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舆论的策动下，随着运动的深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全国各行各业都成立了造反组织。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

执政者自己在执政，又在说自己领导下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是世界上最英明、最正确完美的，得到了全国所有人的爱戴和拥护。中央领导核心是空前团结的。又在策动造这种英明政策的反，要砸烂一切，大多数执行他这种政策的人又被打倒。真是一个浑浊、混乱的时代。

所谓的空前团结的中央，又有那么多应被打倒的对着干的重量级领导者。连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一起共创天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成了对着干的“坏人”。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怕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打下宋朝天下的功臣们功高盖主，对自家的皇权有所威胁，只用了请吃一顿饭，一席酒，杯酒就撤了手下的军权，是那样的潇洒文雅。我们的现代领袖，为了此目的，却是腥风血雨，十年混乱。

一九六七年二月，学校及各单位，机关厂矿，各级政府直至农村大队，生产队的造反组织开始夺权。这样一来，就全乱了套，原来的领导干部们靠边站，由各自的造反派头头掌权。整天把原来的领导（此时叫当权派）斗来斗去。斗争的方法最普遍的是用这个运动创造的新花样刑法：“叫被斗的人站在台上或板凳上，双手拿着毛泽东语录本举到头顶上，腰弯90度向毛主席请罪，接受造反派揭发。后面站两个红卫兵的打手，如果谁稍一抬头或弯的度数不够，就会被拳打脚踢和将头强行按下去。脖子上吊一块写着“某某某黑帮”或“某某某走资派、坏分子、地主分子”的硬纸板牌子。背上刷上浆糊，贴上报纸，也写上某某某走资派等与前面相同的字样。有的接连被弄去批斗，背上的浆糊刷了一层又一层。

这个刑法看似很平常，实际也非常恼火。几个小时下来，有的站都站不起。有的请求跪着，不弯90度。

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当权派们确实吃尽了苦头。但在那整个口头上说民主，实际没有民主，只讲专政的时代，领导干部们的权利是突出的，施政上是领导个人说了算，基本上是叫谁做啥就做啥，上面叫下面做啥就做啥。那时人们都很穷，没有权的老百姓什么都办不到。但有权的当权者利用权力还是很多事都能达到的。那时不是利用经济的等价交换，而是利用权力的索取。生活上，广大人民生活不管如何恼火、困难，吃不饱，当权者的干饭还是比老百姓吃得饱的。工干家属在各个生产队的生活状况都是好点的。人民什么都要票，什么都买不到。区、乡政府及脱产干部们就大不一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开“后门”得到比老百姓多的东西。据我看见，特别是永新的皇帝机关－－－－区政府。区政府如要酒、要副食品，借故有会议伙食或接待上级来人，开个条条到供销社，供销社就会备齐。区政府要肉，开个条条到食品站，食品站就必须留起。区政府要补差粮，要米糠喂猪，开个条条到粮站，粮站就会发给。

我在永新区公所在清溪河上办的鱼场干过几个月，为了突击在沾滩闸坝上搞拦鱼设备和在河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有几个人在区公所食堂搭过一小段时间的伙食。这里的伙食就是不同，不但天天有油煎菜，还经常有肉吃，瓶装酒橱柜里随时都有。

那时的区乡干部们，大多吃酒都很凶，可能是白吃养成的吧！走到哪里都是讲吃酒，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划拳打码，一塌糊涂。不过那时没有其它什么享受，能经常吃顿酒，吃顿肉、饭也是最大的奢侈了，也要有权的人们才达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时官场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权利的暴施、滥施和喝酒上，以及不是用金钱，而是玩弄手中掌控的权力对异性的威迫诱骗。

随着乱了套的夺权斗争，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各级政府的权利由武装部长控制，大队由民兵连长说了算。永新区政府由县武装部派了一个姓王的部长来。运动进入“军管”时期。

“军管”后，三月份又进行镇反运动，逮捕拘留了一些造反派头头和跳得凶的骨干。特别是一些历史上被认为有问题的、出身成分不好的参加了造反组织的人。说他们想搞暴动，造共产党的反，一时警车鸣动，四处抓捕。他们或被抓或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当然也免不了无情的批斗。綦江川剧团的一名女演员池某，因参加了川剧团的造反组织，就被押送到我们大队开山坝生产队劳动改造。没有多久，又说镇反运动错了，池某又被公安局来车接回去。

“批斗”是当时的常规手法和法宝。就看今天是轮到谁，明天又轮到谁的事情。今天斗别人，明天将是别人斗你了。后来又说“镇反”是错的，“镇反”的人又被打倒，又被揪斗。几整几不整，谁对谁错，谁是真的毛泽东路线，就开始争论了。只要你上街，见到的就是满街都贴着争论的大字报和辩论得面红耳赤的人群。

五月份，红卫兵造反派在争论中开始分裂和对抗。红卫兵初期，永新地区和全国一样，以中学生为首的红卫兵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五月份以后，就分裂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一五派”。两派都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保皇派”。成天辩论、争吵，相互写大字报，开高音喇叭攻击。以后就逐渐开始抓扯、打斗。最倒霉的还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死老虎”和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派为了表示自己对毛主席最忠，对“阶级敌人”最恨，与这些所谓的反毛泽东的人的界线划得最清，用此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资本。都争着把这些人弄来斗。把与对方的矛盾发泄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上午被这派人抓来斗，下午又被那派人拉去斗。这里举一次这种斗争的事例：

是春夏时候吧，当时的军管政权与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派的“永中四野”，把永新地区的所谓不听话的“坏人”从各地弄到永中操坝。有老到七十多的解放时被划为地富反坏的“死老虎”，有解放后历次运动被打成“敌人”的，以及这次文化大革命打倒或清出来的“坏人”。叫这些人在操场站成一个大圈。每人发根楠竹块子，要求后面的打前面的在操场里转圈，叫打“牛撵牛”。如谁打前面的人不用力，站在旁边的红卫兵就用钉有钉子的木板打谁。胁迫互相用力打，真是惨不忍睹。后又对那些被认为最不老实、最坏的用匕首刺屁股放血，看你的表现情况刺深浅，叫放一两血、贰两血。最后还叫这些人在永新场上爬一圈后才放他们回去。人，这时到底怎么了？这个时代为什么这样野蛮残忍。为什么会想出用折磨残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精神享受和政治要求？

用匕首刺屁股放血，也是文化大革命发明的一种新手段。后来在整治“坏人”和处治捉到敌对派别的人时普遍使用此法。

我们生产队一陈姓人，三十多岁快到四十岁的样子，人比较高大，做活路劳动力很强。在生产队都是做重活路，也爱帮忙，就是嘴巴爱说。他家解放前并不富裕，住的房子据说都是高梁杆做的壁头，四面漏风。只有十多石田土，本不应评为地主的。但由于群众关系不好和评成份时地主的户数还不够比例，东编西编的把他家也划成了地主。按说他家划成了地主，他本人解放时还不足十八岁，也只是个“地主子女”。但他是那种心直口快，装不住话，万事先知道那号人。不知他在哪里得来的消息，在盐巴还没兴票时他就说听人家说盐巴要兴票了。还没搞计划生育，他就开始说人以后要兴节扎。因此一直被作为坏份子管制生产，也一直是我们新农村的“运动员”。这次也被弄去遭打“牛撵牛”，被放血。血流得裤子都染红了，一瘸一拐的回到家，第二天还必须到生产队上班劳动。

后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又被打成“保皇组织”，“八一五”派成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久重庆地区“八一五”又分裂成“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们又来争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是保卫毛主席的，谁是保皇的。武斗也越来越凶。

就重庆地区而言，“八一五”派是政府和部队支持的一派，“反到底”是受压的一派。反过来说，“八一五”是保的一派，“反到底”是反的一派。从人员结构看，永新地区“八一五”派以一般干部（主要干部都未参加组织，只是暗中支持或偏向哪方）。走上层、亲政府的人居多。“反到底”派以历次运动被整、下层人、疏政府的人居多。从分布情况看：各级政权机关、永新供销社、粮站等是“八一五”占优势。永新医院、电厂、长田森林所等是“反到底”占优势。永新学生好象势均力敌，“反到底”略强。农村人参加组织的少，“反到底”观点的多，是散沙。虽然有个“农联会”组织，没有多大力量。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是武斗的高峰期。街上天天贴出某某组织血洗某某组织，某某组织又杀害了多少人，血债要用血来还之类的大字报。据传言，外面武斗打得很凶，开头是用钢钎、铁棍对打，后来就是用枪炮。兵工系统还动用了坦克、大炮等。场面异常惨烈，死伤人员很多。两派对待“俘虏”的手段，其残酷程度更是骇人听闻，抽脚筋、挖眼睛、开肠破肚，什么都有，此运动致残的人不少。一个暴力泛滥的时代。

一个亲戚跟我摆谈，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他参加了造反组织，也参与了武斗。他就亲眼见到一个捉到的对方“俘虏”，被割了舌头后还马上强迫他喝烫开水。

暴力是阶级路线时代的主旋律，无时无刻不是暴力的表现。

除了红卫兵造反派制造的残酷暴力外，平时日常行为中处理矛盾也都是用简单而野蛮的暴力手段。谁被认为做了坏事，必被五花大绑，无情吊打。好人犯错是这样，对偷盗扒窃者是这样，对政治上的“阶级敌人”也是这样。打“扒二哥”是永新赶场天经常的事。那时“扒二哥”也多，场场打“扒二哥”，场场有“扒二哥”。人们又恨“扒二哥”，但看着打起又惨又吓人。

由于军队的偏向性，在支左口号下，暗中参与了一些地方的武斗。使武器用明抢暗送的方法落到各自部队所支持一派组织手中。使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全国遍地是战场。这可能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吧！

当时我在重庆经历过这样一个武斗中的战斗场景，但不激烈，只是一次很普通的两派隔江挑衅对射的场面。

文化大革命武斗也进入了热兵器时期。

由于重庆武斗越来越凶，很混乱，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很多人都把娃儿和走得开身的人送到乡下。

我大姐在重庆三钢厂工作，也送了两个外侄到我家避武斗。由于此时邮局也是半瘫痪状态，邮寄东西也不正常。两个外侄的粮票和生活费就要到重庆大姐家去拿。

我们（我和我七弟一起去的）从永新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下坝车站坐火车。火车不正点，但还是天天在开。上车后，车上也不见列车员，不管买不买票，随便上下，车厢里渣滓很厚。武斗期间，正常坐车的人也不是很多，车子不挤。

火车开开停停，到菜园坝下车后，听说向阳隧道里经常搜身抢人，我们没敢从隧道走，只好上梯坎到两路口，从两路口到牛角沱。我们贴着街道墙根走，街上人很稀少，头上不时有枪声和子弹飞过，我们小心翼翼地过了嘉陵江大桥。大桥北桥头上面不远是反到底三钢延安兵团总部大楼。大楼大门两面有用麻袋垒成的防御工事，还真有点战场场面。

我们还算幸运，过桥时很平静，也没遇到两派盘查。刚刚到大姐家后，三钢“反到底”延安兵团与江对面的“八一五”派六中三二一一对打起来。大姐住在三楼，窗子正对着江对岸，斜看得到嘉陵江大桥。我站在窗后看见，枪炮声一响，正走在大桥上的人没有办法，只好趴在桥上，不敢动弹。虽是白天，还是可以看见，对面三二一一的子弹从枪口打出时的白色闪光。这面延安兵团打过去的不知是什么弹，红色的一小团一小团的落在对面房盖上的当时称为苏联洋瓦上，好像不爆炸，有的还从瓦上滚下来。双方对打了几个小时才停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在电影电视以外看见的真打战斗场景。

永新是个偏僻的乡场，没有大型工矿，中学规摸也小，人口不集中，因此没有大规模的武斗情况，但也发生过几次武斗，也死了几个人。

一次是以长田森林所为主的“反到底”在一天晚上冲击永新供销社“八一五”开会地点，杀死前来开会的永新食品站“八一五”派骨干郑帮华。

一次是永中“八一五”派的“四野”和永中“反到底”派的“春雷”发生冲突。“四野”跑到区公所里，“春雷”冲击区公所大院。綦江武装部一个排开来永新弹压，后因支持“反到底”的群众与军人评理辩论，一军人鸣枪示警，误伤围观青年田三和一岳姓奶儿，使两人死亡。

这段时间，“反到底”派永中“春雪”控制了学校，“八一五”派永中“四野”因是亲区政府的，主要几个人退住到区公所。与区武装部互为保护。

永新中学距永新区公所有三四百米远，中间隔着农田、区公所礼堂兼电影院，在临近区公所有一个小山岗，山岗上有一个小庙，叫三观堂。从场上经永中门口有一条石子公路绕过电影院通区公所和公所后面的农具厂。

这天清晨，永中“春雷”照例在学校的操坝下操。

三观堂高于永中操场，又相距不远，站在庙前坝子里，可观察到下操的人们。“四野”的几个人从区公所来到三观堂坝子，对学校操场下操的“春雷”进行挑逗。“春雷”处于强势，哪容你挑逗。永中“春雷”造反组织人员在一个綦中下来的綦中“春雷”战斗队队员和永中“春雷”一周姓头头的带领下，向在三观堂挑逗的“四野”冲过去，想把他们抓获。这天早上，我和我们生产队的有几个人正在三观堂下的田里干活。綦中“春雷”那个我认不得，他手里提着一把手枪冲在前头，永中“春雷”那个头头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手里拿个手榴弹。其他的就是用的棍棒。

几个“四野”队员见“舂雷”的人冲过来，就赶快跑回区公所，关上区公所门窗。“春雷”的人见“四野”的人跑向区公所，就沿着公路，绕过电影院，冲到区公所后面农具厂大门前的公路上，一面叫“四野”队员出来，一面吵叫武装部支一派压一派。并搬起公路上的片石砸区公所的房子。区武装部的人一面向外鸣枪示警，一面向县武装部报告求助。那时中央文革有个指示，不准两派造反组织冲击军队和各级武装部，冲击武装部是要被抓的。

区公所一是有武装部这块牌子，二是这时实际掌权的又是武装部长。“春雷”也不敢冲进去，他们发泄一阵后，估计县武装部要来人了，就跑到石嘴山下的桩独黄角树一带看动静。区武装部向县武装部打电话时故意大声打的电话，因他们还是怕这些学生娃儿不顾后果的冲进来。自己一方人少，“春雷”冲进来后，里面的人是要吃亏的。就用大声向县武装部要部队来吓跑“春雷”人员。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县中队一个排乘坐三辆卡车来到永新。他们在区公所对面的公路上下车，一个班布置在对着区公所的一个山岗上，在山岗上的苹果树下架上机枪，这里居高临下，可控制区公所四周。另两个班跑步沿公路直冲区公所。早已退到石嘴山下的“春雷”人员，见县里已来部队，就沿大路跑上石嘴山，不知去向。

部队冲到区公所后，不见一个冲击区公所的人员。他们与区武装部联系后，在区武装部的带领下，封锁永新场的各个路口，搜查冲击区公所的“春雷”人员。

慢慢的，场上的“反到底”观点的群众开始与封锁路口的解放军和武装部干部争论，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不符合“中央文革”精神。因中央文革曾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是革命造反组织。争论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永新下场口的风雨廊桥，桥高于两岸街道一米左右，原本上桥是几步石阶梯。街上成立人力搬运社有了独轮鸡公车后，为了独轮车能推上桥，搬运社把石阶梯改成了斜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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