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场上各路口，此桥是必须封锁的地方。因此桥两头各站一个解放军，不准人通行。街这头这个解放军，端着一挺轻机枪，站在桥头上。争辩的人群略向他靠拢，要上桥与他理论，这个兵就鸣枪示警，想吓退人群。不知他是不是新兵，但起码是没有经验，或者是心里慌乱，他鸣枪示警不朝天上打，却端着机枪朝地下打。他居高朝下一梭子弹打出去，子弹射在斜坡道上，四下反弹，一颗弹起的弹头射向围观青年田三。一颗弹头射中一围观中年妇女怀中奶儿，俩人都当场死亡。
人群沸腾了，吵闹着綦江解放军打死了人，支一派压一派。要求把凶手抓起来，解送省军区。因四川省军区和其他驻川部队支持的是“反到底”派的，与重庆警备区和重庆军分区支持的造反组织相反。在混乱中，部队把打枪的那个兵支走了，好像由一个副部长出面解决，人们就在街上围着他理论。两个死者的母亲，哭喊着一个吊着他的一边肩膀，这两个妇儿都偏胖，弄得这个军官大汗淋淋，此风波闹了几天才平息。
另一次在武斗后期，知青都下乡了，亲区政府的以綦江铁中知青为主的人员围攻永新医院“反到底”人员，打死“反到底”头头李玉贤。
李玉贤，永新罗家乡白升坪人，綦江卫校毕业学生，很会辩论，是永新地区的一张铁嘴。“八一五”一直恨死了他，一直想除掉他。
一九六八年七月，城市贯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大中型工厂奉命组织“工人宣传队”进驻工商联、学校。九月，农村又贯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学校由工厂工人，农村贫下中农去管理了。学校，这个本来是有文化知识的人教没有文化知识的人，以求得文化知识的地方，现在反过来由没有文化的人来管理。
紧接着，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改组成立“革命委员会”。
十月，永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各公社、大队也相继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大队“革命委员会”。从此时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各级领导机构都改叫“革命委员会”了。一般简称“革委会”。革委会一把手叫革委会书记，二把手叫（行政一把手）革委会主任。生产队这最小的一级不叫革命委员会，叫“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叫组长，但社员还是习惯叫他队长。
“革委会”是在中央文革的精神下，在军队、各级武装部“三支两军”的干与和上级革委会的领导下，“解放”了一批干部，在两造反派联合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时由于帮派观点重，有的反复多次。当然，最终还是按上面的人事安排办。主要领导干部大多还是原来的或上级调动的。公社以上两派的头头都去一个当副主任。但好象也只是个象征意义，没有什么权，也没干什么领导事，只是充个数。
革委会成立后，紧接就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根据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斗敌经验，作出“立即掀起大批判高潮，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决议。各级成立专门办工室，清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农、坏、右份子和现行反革命份子。次年三月，成立了“群众专政大军”或“群众专政小组”，对清理对象进行看管和监督改造。据綦江县志记载，全县批判了1700余人，处理了330多人，逮捕90多人，送回原籍20多人。在清理过程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大搞逼、供、信，动则乱揪乱斗，有的被斗死，有的被迫自杀，有的逃匿隐藏。后被清定为叛徒的9人，特务的32人，地主的93人，富农的17人，历史反革命的193人，坏分子27人，资本家4人。农村也进行了普遍清理，我们村也被清到两个。一个说是解放前在重庆当过宪兵，一个当过保队付。其中一人上吊自杀。
一九六九年五月，贯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进行知青大规模的下乡运动。此运动到一九八零年才结束，綦江全县共计下乡3、3万多人。永新是个乡场，场镇人口少，本场上的中学生虽都下乡落户，但人数不多，大多是重庆等大城市来的多。我们生产队就先后来过八、九个。
这个运动跟以往的运动一样，虽标上了光荣的政治口号，说成是一种历史使命。打锣打鼓地把学生们送到乡下来，给他们说：在农村大有作为。实际上他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麻烦和痛苦，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对当时的执政者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这几年的学生因去“闹革命”,造反，武斗去了，耽误了学业，又几届学生堆在学校，无法安置打发，只好转嫁给农村。
对我们农村来讲，那时本来粮食就少，生活非常紧，巳经吃不饱肚子，又把这些人转嫁来，象我们队突然增加八九个人分粮，这个包袱是不轻的。虽然他(她)们大数还是和当地农民处得较好，但也确有一部份，在生产队不上班，成群结党,东游西窜,惹事生非。他们远离家庭,脱离父母的慈爱与管教，带着迷茫的心境，天不怕地不怕的，农村带来一定的麻烦。永新也有几起知青抢人杀人案件。
知青下乡，给其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更是难以形容，特别是父母，日夜牵肠挂肚，提心吊胆。十多二十来岁的孩子离开自己身边，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到陌生的边疆或农村去，又怕他(她)们被别人欺侮，又怕他(她)们学坏，在外惹。又担心娃儿一辈子的前途，又担心现时生活。下乡时要托人求情，争取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在好点的地方。孩子到了农村以后，又要拜访公社大队，又要拜访生产队，以求关照。知青开始调去时，家长更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了娃儿能早日调来，只要有门路的，送不够的人情，托不尽的关系，开不完的后门，耗尽了精力财力。当时撑握着知青分配推荐权的各级干部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特别是区乡两级武装部长，权倾一时，有的玩弄此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知青虽都先后全部返城，但留下了无数悲剧故事。
爱情故事，悲欢离合。恩爱夫妻，天各一方。城乡难越，母子分离。这类故事，如要书写，可谓是多之又多。
一九七零年二月，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綦江县一万佘人被立案审查，三千余人被定为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其中枪毙13人，判处徒刑392人。这个运动时间长，打击面很广。做点小生意的叫投机倒把，做手艺的叫包工打野、黑包工、地下包工，自留地种好点叫热衷于自留地，搞发家致富。爱说点什么的叫乱说乱动……。动则就是弄去办“学习班”，叫你在“学习班”上坦白交代，稍不留神就会被整倒。此运动一些冤案、假案、错案即在大轰大嗡中形成，无暇查证。
办“学习班”有的是封闭式的，有的是开放式的。区、公社级办的是封闭式的，是把本辖区范围下的，认为以上问题突出点的人弄来扣起，红冈黑诈，白天晚上的叫你交代所做事情。最后划线定型。
大队级办的“学习班”是开放式的，吃住在家，只是每天按时到“学习班”学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被弄去办“学习班”的人很普遍，大队办一轮都是几十个人。不过被大队一级弄去办“学习班”的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一般都未作重大处理。通过这个运动，警告人们，除了在生产队干活，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做。
在我们生产队稀牙坡世国家旁，有永新农机站的一油库房，房子很小，只能放一二十个油桶。当时油都是用拖拉机拉来，由人从车上把油抬下来放进屋里。每次车来后，管油库的人就近叫我们生产队的人去抬。就是这样一件下苦力的事，“一打三反”运动也作为“包工打野”弄去办“学习斑”，还要没收其“非法所得”。
我们大队开山坝生产队的周开如，是个木匠，因他在外给人做了几天木工活，也被弄去办学习班。他被办“学习班”时也是载完秧子进入初夏季节，天也有点热了。由于熬夜，这天他从“学习班”回家吃中午饭后，在凉椅上就睡着了，当他醒来，已过了“学习班”规定的时间。怎么办迟到了是要被惩罚的。这个人很聪明，嘴巴很会说，脑子也转得快。他灵机一动，把裤足挽起，穿上一个火汗衫，到生产队秧田上转一圈，在田里走几步，弄点泥巴在脚杆上，然后才跑到设在大队办公的“学习班”。
主持“学习班”的工作组干部正等着他，要拿他是问。他一进门，工作组干部就恶狠狠地叫到：“周开如，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你说该怎么办”周开如故意累西西的，慢慢说道：“工作组同志，你看太阳这样大，我来的时候经过生产队的田，看见有几块田的水干了，我一查看，看见秧田坎被黄鳝打了几个洞。我虽然知道要迟到，但我还是把黄鳝洞堵了，把其他田里的水匀点到已干的田里。你看我脚杆上的泥巴都没洗干净就跑起来了。我这是为了集体生产，都是通过这次“学习班”学习的，在你们的教育下我才有这样的觉悟。如果这都不对的话，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把那个时代时兴的大道理搬出来，工作组说不过他，瞪了他几眼，只好作罢。
永新场上无工作的青年冯弟名、田应炳，是泥水匠，也会钢筋混凝土活路。头年，永新医院要修建几间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楼房，这时永新还没有预制场，医院就请他们在医院坝子用翻笼给医院生产六十年代后期时兴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槽型板。
一打三反运动就把他俩弄去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进行斗争，说他们搞地下包工。田应炳出身成份好，冯弟名父亲有历史问题，因此斗争的重点就放在冯弟名身上。收取了他们的工钱，在“学习班”上冯弟名被多次用棕绳捆绑着长时间斗争。被鼓动起来的领导者，执行者心又狠，手也毒，棕绳捆得非常紧，两只手杆都给他捆烂了。
这年五月，修筑襄渝铁路，每个生产队都去了人，我们生产队去了好几个。去的人在外修铁路，在生产队计工分。本来是修铁路，却叫什么战备团。用半军事化的形式，去的人员都是贫下中农的男女青年，每个人都要进行政审。所谓出生不好的人是不能去的，这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埋头干各种粗活、重活。襄渝铁路修好后战备团解散时有些人被安排出去工作，当教师的不少，大部份仍农村。
在计划经济的人民公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是个唐僧肉、牺牲品，农村是个渣滓桶。城里清倒的坏人要赶到农村，好人多了无法安置要送到农村，农产品随意收购派购，大型建设还要无偿调集农民劳力。一切的一切，历史就是这样翻过来的。
十一月，又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这次“新高潮”倒是形式上的，宣传上的。反正满山遍野都刨遍了，人也折腾够了，也想不出什么新法子。无非是又重复一遍，大会小会又开几次，铺天的标语又重复写一遍，口号重喊一阵，“阶级敌人”又重斗一遍。就是窝没得治，坡反治坏。粮食多收不了。
清溪河上的马颈子水库于当年建成，坝高17.03米，库容370万立方，干渠两条共长57.5千米。能灌7694亩田，总投资246万元。此工程修成后，使永新、升平十来个村的水田在一般干旱年份都能保收。是一个十分有于人民的事。
一九七一年，开始宣传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运动虽然存在一些方法上的问题，但总的是一个应该实行的伟大工程。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造成大自然的破坏、饥饿、环境污染、人类混乱的直接原因，对人类的毁灭成在潜在的危险。我们国家由于五、六十年代对人口的错误论断，计划生育搞迟了，造成人口基数大，在短时间内无法控制住。
计划生育分几个阶段，开始几年要求少生。一般控制在二到三个。一九七六年后提倡生一个，给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实行奖励，独生子女自留地都划两份。生两个以上的就要强行节扎。后来农村第一个是男的就只准生一个;第一个是女的，7岁后可生二胎。城镇户口就一律只生一胎。一段时间后，农村平坝的也一律只生一胎，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区可生两个。最后就一律只生一胎了。计划生育工作时松时紧，工作方法是：先是宣传动员,后来就强行拉去流产、刮宫，对超生夫妇进行结扎。对超生子女在一段时间内不上户口，不配口粮。对有工作的人员降职降薪，解除工作等。农村就是办学习班、罚款，对超生又不交罚款的就抬猪卖东西，有的还被拆房子等。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山区，人们自古就认为多子多福，子女多是一种光荣，直得骄傲,因此对此工作非常抵触和反感。加上一些行政手段和工作人员工作简单、粗暴，有时搞得鸡飞狗跳的，干部和群众关系搞得非常紧张。
计划生育，时紧时松，造成在整个计划生育期间有几个超生高峰年份，人口控制不均衡。
平坝只生一个，高山生两个，这就使生存条件差的地方人口控制得松。也就是使生存条件差的地方人口增加。人口越增加就越穷，生存环境就越差。应该任何地方都只生一个，如山上人口减少了，人们就可拣好的地方种，种不完的就尽量退耕还林。这样既保护生态，增加森林覆盖率，又减少贫困人口。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倾斜(但不是多生)，生存条件差的就让给大自然。
用罚款手段为主要手段搞计划生育存在多方面的弊病。多生了就罚款，直接操作这一工作的基层政府要对罚款进行分成，要得到相当比例罚款，就造成下层政府为了多得罚款，又放又抓。有人超生才有罚款，无人超生就无款可罚，罚款量又是个松紧带，掌握在执行人手里，因人而论，可多可少(官腔话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人们就会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又是腐败的温床。罚款不入账，暗收暗支。永新也清查到一些人，没清查到的就不知是什么情况了，反正群众对此工作颇有非议。
有钱的就可超生，超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拿钱就是。特别穷的更不怕，超生两个三个又有什么，你把我无办法，上只有天，下只有地，中间就是几个要吃饭的人，随你罚多少，反正没得。只有中间的人怕，平时还平淡的过得了，如超生罚款，势必生活要搞紧张，有所顾忌，不大敢多生。
计划生育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负责。全世界都应实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减少了，什么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粮食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一块都会自然好转。
一九七四年，又在农村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普遍进行“斗敌、批资、整斑子”。全县有1260多名基层干部被处分、撤换。作为“敌人”来斗的群众就更多了。当然，其中多数还是每个运动中的历史“敌人”。
一九七零年九月开始的还有个“批陈整风”运动。一九七一年五月起有个“批清”运动。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又有“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批“正在走的走资派”运动。反正在毛氏执政的阶级斗争年月是大运动套小运动，长期运动套阶段性运动，普通运动套重点运动，没有一天安宁。
英明的领袖为什么有那么多该打击的不拥护者？英明的决策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愿执行者？不是叫“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党的高级领导，各级干部以及那么多群众不得相信？不是有“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的精辟论断吗？那这么多反对自己的“敌人”、“坏人”又是什么缘故产生的呢？
綦江县志上这样记载：历时五年之久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是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据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开展运动的47个农村公社、4个场镇、3个厂矿的统计，共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2154人，收回社员自留7335亩，批判资本主义典型2980佘人，处分和撤换基层干部1260人。
一九七六年秋的一天，毛泽东的死讯传到了清溪河畔，开头听到这一消息，人们都不敢声张，心怕消息不准确，轻意说毛主席死，是会成反革命的。人们的思想已成了惯性。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暗暗的试探着打听。随着一遍又一遍的播诵讣告，人们才敢奔走相告：毛泽东死了。
对于毛泽东死的反映：官方动用所有宣传工具，反复发讣告、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和治丧情况。要求各单位下半旗，举行各种悼念仪式。一般老百姓表面上跟着宣传和政府的安排走，参加了一些悼念活动，也不敢发一点越轨言论。但大多数人内心却是幸灾乐祸和高兴的。未来的政策有无变化，虽然还不知道，也无法猜想。但都暗中庆幸自己总算从一代暴君铁的统治下活来了。
不久，以毛氏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全国转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此运动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结束，历时两年左右。
毛泽东的死，“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一个极端暴、专治、独裁时代的过去，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内心是庆幸的。但在当时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又伴随着一个“抓纲治国”运动。在这过渡时期，各级政府还是按毛泽东时期的思维和方法办事，从上到下的清查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有牵联的人和事。永新也批判和抓了一些人，政治空气还是那样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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