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死后一套全新的政策台。改革开放首先在我们农村进行。润雨春风吹到清溪河畔。
七九年春，农村开始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型式。具体作法是：在生产队内划成几个作业小组，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标准下，以作业组为单位具体安排生产，收获粮食，评计工天。生产队按各作业组粮食产量给与工分，并对产量高的作业组给与奖励，对产量低的作业组给予惩处。作业组将得到的工分在本作业组内按出工情况分配。
作业组规模有大有小，各生产队不尽相同，一般十多户人。这一过渡时期的生产形式，改变了以前那种光讲工时间和无实际效益的工作量的所谓按劳分配为以实际粮食产量的按劳分配。比起以前的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合拢，对生产有利。略提高了一点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粮食产量略有提高，粮食分配稍好一点。人们稍多分到一点粮食，生活略有好转。
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形式，在作业组内还是大合拢生产。还是由作业组长一个人在计划一切，安排一切。还是不能真正发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不能使每个人都自发的,主动的,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去最大限度的种好地，多收粮食。人们的吃饭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还不能解决温饱的人们望着……。
本年二月，开始对五类份子的揭帽工作，八三年底全部揭完。据资记载，解放以来，全国共划有二千多万“五类份子”。邓小平等新的领导们这一大胆决定，是划时代的。它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政策，解除了强加于上千万人头上的紧箍咒，解放了更广大的“五类份子”的子女及其亲属，使这一股长期被压制住的力量暴发出来，加入到生产和经济建没中。
“五类份子”揭帽后，就使人们把全部精力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全身心的搞生产，搞建设，搞经济，人的能量暴发出来。
“五类份子”揭帽后，有很多婚姻家庭得到了恢复，很多“五类份子”子女回到了父母身边。很多为了“划清界线”断决关系的骨肉人又相认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这一代人中表现得淋漓至尽。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这三十来年里，人们的婚姻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是政治左右婚姻时期。
刚解放时，南下来的军人干部，很多都未结婚。对他们的婚姻，类似安排性质，在培养的女青年积极份子中物色对象，通过做思想工作，动员说服，把答不答应婚姻作为政治表现。由于男方岁数都偏大，有些女方是在既愿意又不愿意这样一种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哭哭啼啼的成就的婚姻。不过，大多数这批婚姻后来还过得美满。可能是他们都很珍惜这迟来的婚姻吧。
随着朝鲜战事结束，大批自愿军转业，婚姻的眼光又转向他们。那时我还小，蒙的听到大人们和媒人摆谈着，给某某人说媳妇，把某某人说给某某人，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有一定的荣誉。
进入六十年代，在严酷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成份的高压下，婚姻被政治无形的左右和扭拗着。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身成份是男女找对象的首要条件。特别是女青年，都怕进入成份不好的家庭，一辈子被打击，抬不起头，以后子女无出路。如果是党团员、干部、军人、积极份子、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不管男女，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然将会毁掉一辈子的前途，被下放开除。按当时老百姓的说法叫把干饭打倒。
父母是党员、干部的，如子女与“五类份子”子女结婚，家庭也会被视为觉悟不高，划不清阶级路线，没有教育好子女，被“作工作”，将危及仕途。因此，这些家庭的子女如有“越轨行为”,他们将会不惜一切地进行阻挠。为了仕途，宁愿毁掉子女一生的幸福、乃至生命。
此期间，纯洁的婚姻观被强行扭曲。当然，也有无数的男女青年为了自己神圣的爱情而抗争，有的付了生命的代价。也给人间留下了无数的悲壮爱情故事。
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时期，由于军队地位过度提高，政治色彩浓，当兵转业后都要安排好工作。工人有固定工资，吃皇粮。当兵和当工人是人们想往的职业，军人和工人就成了女青年追逐的对象。此时清溪河畔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农二哥不想，煤炭二哥勉强，兵二哥过抢”。
我表哥五十年代在綦江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六十年代因家庭身被下放回家。他与本生产队一蔡姓青年相爱，由于女方家是贫下中农成份，父亲是党员、生产队干部，因此家里怎么也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千方百计阻挠。女方在爱情、父母家庭中无法取舍，使精神失常，成了疯子，到处医了很长时间都医不好。后来家里没法，只得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婚后女友的精神病就慢慢地好了。改革开放后，表哥恢复了教师工作。由于工作色，被评为高级教师，当上了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婚后家庭也很和睦。
张吉善，本来是永新衔上的居民。母亲是湖北人，抗日战争时逃难到重庆，在一家外国教会医院学医，后来到綦江。在永新医院工作，是一个很色的妇产科医生。由于张吉善的父亲因在旧社会参加过民社党，被视为有历史问题，1964年“四清”时一家被下放到农村。下乡时张吉善才十多岁，几年后他与生产队一吴姓女青年相爱。女青年父亲当时是公社书记，知道后，怎么也不能容忍这一危及一家政治前途的事情，用尽办法，把女儿关在屋里，不管怎么规劝吵打，但女儿始终要与张吉善相爱，偷偷逃去后在男方戚家东躲西藏。在那吃饭撵顿顿的年代，家都不能久住，在外躲了一段时间后，回家吃农药死在闺房里，张吉善非常怀念她。
周胜明，是个石匠(我近两年才认识他)，一个人在外漂泊了几十年。他向我略了几句他的个人经历。他家庭身地主成份，性格刚强，没有读到书，在阶级路线时期，他与生产队一女青年好上了。但女青年家父亲是大队书记，决不答应此婚事，但他两人又死活要在一起，他也决不屈服。在那没有法治，只讲阶级斗争的人治时代，女方父亲为了拆散他们，通过公社公安，东整西整的，给他安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几年。刑释放后就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流荡。因他有个石匠手艺，改革开放后倒不愁生计。他本想对女方父亲进行报复，但看在女友感情上，又打消了报复念头。现在他女友与前夫离婚后又回到他身边。历尽磨难，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转变了的社会又成全了他们。
七九年夏天，永新有了一台民用电视机。在前几年，也就是那战争恐怖时期，永新境内的紫荆山上修了个雷达站，军用的。里面有个电视，说在紫荆山上就看得到北京。说得神乎其神的。几十里外的人都想去看个究竟，但是那里是保密的，一般人去不了。
这部民用电视机是当时的永新农具厂买的，是个二十几英寸的白电视机，用的户外天线，农具厂在厂里收不到，要在我们院子对面的对门岗山岗上才有图像，因此就在那里露天放。很远的人都跑来看稀奇。山岗上每晚天前就站了人。大多数时候都看不清楚，又跳得厉害，全是雪花、杠杠。但人们还是感觉新鲜和稀奇:千里之外的北京的事，在这上面都能看到，根铁丝都不牵，完全成了“封神榜”上吹的千里眼、顺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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