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甲作了三年左卜，谨遵祖丙的教诲，处处以民意为念。虽然他没有资格写命龟之辞，但是公子甲并不吝于利用兆文的解释左右占卜的结果，并且利用私交与亲情，尽量作私下的斡旋。幸而祖丙与之后两任继任的元卜都是明达爱民的好官，商帝武丁也多能从善如流，很少有殷帝或内服百僚与大宗因为争论而对峙的状况。

当然，公子甲也更常上街下乡，去留心市井民间的民情，以及平民的谋生方式.这在商朝称为”小人之事”。唯有切身体会平民谋生之艰难，”知稼穑之难，知小人之依”，公子甲的施政才能切合民情。

公子甲在殷廷供职既然已经有相当年月，对商朝中央政府的职官与运作有全面的了解。商朝中央政府称为”内服”，内服有行政，宗教，史官，内廷与贵族管理等五大体系。行政体系以宰相”尹”为行政首长治理众官，所以又称”庶尹”。庶尹之下有各种文官(百僚)，武官(亚)，地方官(服)与技术人员(宗工)；史官体系有史官”史”与数据管理人员”乍册”；内廷体系主要负责宫内勤务，总称”小臣”；贵族管理事务人员称为”宗”，其作用就像历朝的宗正，宗人府等机关；而宗教事务体系则又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公子甲服务的占卜体系，一个是主持各种祭典的巫祝体系。公子甲认为，巫祝体系因为文化的进步，功能正在退化之中。不过这个官制上的遗形物，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议事作用。

公子甲对巫祝没有好感。巫祝的主要功用在主持各种典礼，虽然已经不是三代之前可以任意行使巫术的巫师，而正向日后被称为”儒”的典礼官发展(另一部份则向医学研究发展)，但商朝的巫祝并没有改革礼仪典章。这使我朝各种典礼献祭非常野蛮。巫祝在商朝被通称为巫咸，”咸”这个字的甲骨文，上面是一柄大斧，下面是一个人头，也就是杀人的会意字。俗称巫祝为巫咸，正反映当时以人献祭或陪葬的野蛮祭典。不过终商之世，于巫祝之术并没能作有力的改善。直到周朝才切实改革旧制，先是以木头或泥土作的俑人作为法定陪葬品，而后再废除以人献祭的风俗。到了孔子时代，只有极少数的邦国仍有部份人祭殉人的礼制。孔子甚至可以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连俑的正当性都能予以批评。唯有如此，才能真切符合以人为本的仁道。

不过，巫祝的力量颇受公子甲的制约。比如武丁二十八年孟春，王畿东部在春耕播种时节大旱。朝廷的巫咸指出，依礼必需举行祈雨祭典”交”。交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指事字，象征将一个双足交叉的人置于火上烧烤，是商代祈雨的祭典(后世为区别，另造”烄”字以代表”交”的这个本意)。巫咸提出，依照古制，孟春祈雨要”交”十个人。但是在商朝制度之下，巫咸不能说了就算，典礼的细节自然还得经过大宗的占卜。虽然右卜仍是那个模棱两可，各不得罪的油滑态度，但公子甲与元卜祖丙是坚决唾弃这种风俗的。所以在是否应以十人烄祭的卜辞上，两位卜师都作了手脚。在朝野为此争议之际，元卜祖丙与公子甲迅速通过新的命龟之辞，指出应焚烧十头牛作为献祭。虽然巫咸的不满使商帝武丁必需下令多卜几次，进行盛大的六卜，是在两位卜师的运作下，六卜的结论有五卜支持以牛献祭。

于是当年春的烄祭改用十头牛为献礼。虽然那年的春雨在献礼之后第十天才跚跚迟来，但既是鬼神所言，连巫咸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此后孟春祈雨的仪式既然已有此先例，后代的官员就可以据以力争，至少能减少待”交”人的数量。四千年后，这一系列决定祈雨仪式的卜辞在安阳小屯村出土。其中一片龟甲上，卜师公子甲的名字清晰可辨：

“甲辰卜，甲，贞交牛十，在大宗，以告于天。吉。延十日，霝”。

(翻译：甲辰日在太庙向上天占卜，公子甲主持，占卜内容为烄祭改用十头牛。结果是吉利可行的。献辞是，十日之后才下起众人仰望的雨)。

当然，卜官的作用是如此微妙，他们对外是不可能公开解释占卜的实际运作方式。否则就无法假鬼神之名而行监督之责了。虽然稍有见识的臣僚都或多或少能体会这个奥妙，但没有人公开提出质疑。据说大舜在禅让帝位给禹之前，告诉大禹这个秘密，以教导他以后当帝王就这么利用鬼神时，禹吓得连连叩头称不敢，被舜严厉地制止：”别闹了，你做的到！”(毌，惟汝谐)。

走笔一谈，《礼记》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已，教不伐，以尊贤也”。在西方政治原理中，政治正是这种checkandbalance之政。check者，抑制也，balance者，平衡也。此种”制”与”衡”的机制被称为adversarysystem，是为五四运动时期口号”德先生”(democracy)的基础原则。可以说，我们四千年前的老祖先就已经深谙此道，并将远古遗传的占卜制度改良为初级的checkandbalance工具。自汉以下，虽然不再有占卜一说，但是”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深植人心，则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争以民心天心为论，就是对专制帝政的最佳的checkandbalance。即使是皇帝自已，也不免在个人的欲望与民心之间挣抸。虽然有时也就是面子上的场面之词，但是场面之词说多了，政治也不致于恶劣到什么程度。

若是统治者成为打伞秃驴，而没有任何checkandbalance作用，那国政即不可闻问矣。公子甲对此曾有《原卜》一文，秘藏于殷邑的国家图书馆，这篇文章今已不传。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看过《原卜》，深感国家不重这一类卜师功能的隐忧。于是在《史记。日者列传》中，藉名臣贾谊，宋忠与一位卜者司马季主的问答，作成传诵千古的寓言：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白话：现在官场上所谓的贤人，都不是好东西。卑词行贿地得到官位，奴颜卑屈地大讲官话。互相援引成为政治上的小圈子，以互相谋取利益；结交食客以自行宣传，以受到公家的尊奉；以自己的私利为事，而破坏国家纲纪，侵渔农民；以为当官摆出官架子是如何了不得的威风，精巧滥释法律以谋私利，而宽宥为私利服务的坏人；这种官员，与拿刀抢劫的土匪有何不同？他们的生活享受既已豪奢，而家中的奴才弄臣，又不顾人伦之常，任意触犯法律，残害人民，掏空公库；这种人不必拿长矛弓箭就能当强盗，不必用弓箭大刀就能侵害他人。这就像欺凌父母而无罪，弒害国君而不受刑罚，如何能说是高贤呢？”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像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舄，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

(白话：街边摆摊的卜者，其言必引用天地，顺应四时，依从仁义，而后乃能陈设卜卦用具，旋转天地纲辰而开始占卜。而后才能谈论天地的利害，所卜事物之成败。古代先王鼎定国家，必然以龟策占卜日月天象，而后才敢登位；选择正确的时间日期，才敢进入家门；占卜吉凶良否，才敢怀胎生子。自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之周易，而后天下得以大治。越王句践正是依从文王八卦之占袭破敌国，称霸天下。以此而言，摆摊卜卦有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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