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改变历史的“大字报”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堂门前贴出了一张“九五论纲”的大字报，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虽然洋溢着对上帝和教廷的尊敬，但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像的后面，是向老百姓传达这么一种信息：教廷派发的“赋罪券”是荒谬的；以“赋罪券”为标识的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荒谬、不智和不道德。

这张普通而雄辩的大字报改变了德国寒冷的冬天和欧洲中世纪漫长的冬夜。

写这个大字报的作者是一个很刻苦努力在维滕贝格大学任教的好文人马丁.路德。他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诉诸大众社会很可能遭来杀身之祸（后来的罗马教廷也真宣布他为异端分子），但是他不知道，他这张大字报拉开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历史，宣告了黑暗的漫长中世纪的没落和当代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文明社会的新生。

这是一张改变历史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居然也与北美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一样成了为数不多的人类社会演进史上改变人类命运的有力量的文字。

这类有力量的文人和文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字表达直接诉诸百姓、诉诸社会并打动社会的神经。

诉诸路径指向的差异居然成为东西方文人差异的显著景观。

诉诸百姓的欧洲文明史

简单看看欧洲文明演进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顶尖的欧洲文人都热衷于把自己才华和文字诉诸百姓。

从希腊的苏格拉底每天去菜市场上对百姓侃侃而谈，到柏拉图对芸芸众生开门授课，从但丁遭受迫害用一曲《神曲》对大众呕心歌唱，到拜伦暴得浪名和诗名后在贵族院为煤矿工人们的苦难呐喊并直接去希腊与群民为伍扛枪战斗，从伏尔泰写出大量的非法出版物并赤膊上阵为小人物鸣冤叫屈，到左拉为一军官冤案写出“我控诉”并甘愿坐牢，从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类被政府追杀和放逐，到娶了贵族姑娘为妻的马克思干脆成了与工人为伍，在海德公园或报纸上直接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美国建国初期顶级文人一出风行的“常识”到为争取联邦选票的《联邦党人文集》热卖两百多年；而沙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契克夫、托尔斯泰等顶级文人的井喷式创作更是诉诸社会后社会反响巨大的稿酬和社会地位上升等友好支撑所致。

可以说，西方文人之所以喜欢直接诉诸社会大致有如下原因：

1.持之以恒地追求社会公正和理想而不是屈从于冷酷的现实；

2.巨大社会声望价值远高过宫廷的爵位或皇帝的奖赏；

3.诉诸百姓社会还会带来美好直接的现金稿酬和其它价值回报。

二、诉诸皇帝的中国文人史

中国文化人也追求社会名望和金钱，但比起西方的文人简单直接诉诸百姓之路不同的是中国文人有诉诸皇帝的历史偏好。这可能折射出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力量的强大和彻底。与皇权相比，中国的文人和文字都显得很有些苍白无力。

从李斯的《谏逐客书》被始皇采纳后的春风得意，到天才屈原被皇室冷落后干脆投江自杀；从贾谊的《过秦论》把生命的赌注全放帝王家上，到董仲舒废拙百家姓独尊儒术与皇权狼狈为奸，从李白钻营进宫后的用诗人派头去做作撒娇，到王安石、司马光两大文人在皇帝面前争得面红耳赤，从严蒿天天捉摸着皇帝心志去写“青词”，到纪晓岚想方设法要让皇帝老儿开心开颜。…….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套用一句范仲淹的名言“先皇帝之忧而忧，后皇帝之乐而乐”。

中国的皇权政治居然几千年来把社会精英一网打尽，这是一个另外的值得深究的题目。

不过，漫长的中国文人江湖史上，还是有那么几次不是诉诸皇帝的文人表达事件：

一次是大唐武则天时代，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一纸檄文喊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骆宾王事件是中国改朝换代造反时的一个文人常态。新皇权欲代旧皇权终究喜欢找些文人为之服务发出文采风扬的战斗檄文，虽然是直接诉诸当代社会，但多是命题作文，与文人的思想创造性无甚关连。虽然作文可以写得极佳，但其在文人和文化思想史上几无任何位置。毕竟作文只是作文，而且是为想做新皇帝的人写的作文。从目的性来说虽然表面上是诉诸百姓，但实际上也是诉诸新皇。

另一个可以说的诉诸百姓的文化事件可以说是东林党人。晚明的文人顾宪成被朝廷弃用后回老家办东林书院。当朝的一片昏慵导致不少落魄文人聚集东林，那也真是东林党人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好地方。东林党人在中国文人史上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地方，但东林党人的终结目光依然是“今上”或朝廷，所以虽然也诉诸江湖百姓但却更深地卷入宫廷荒唐的梃击案和“国本之争”，而终究没有写出开思想先河之篇章。

就连被康有为吹得天花乱坠的“公车上书”，也不是一次诉诸百姓社会的文人事件，1895年那个凄楚的春天，在北京考完等待发榜的考生被3月20日签订的《马关条约》所激愤。大家联名上书。其实，各地也有大量上书，但中国的“上书”诉诸的对象始终就是“今上”，依然没有脱离中国历代文人表达路径的旧窘，但上书的失败无效，倒让康有为之流去找报纸等现代表达工具诉诸社会，康梁走向诉诸社会百姓之路才真正开始领引了一时风气之先。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江湖表达史，基本上是诉诸皇帝皇权的路径史。由于好皇帝的比例实在太少，昏君、庸君、坏君占多数，好心地诉诸皇权得不到好报的文人就是绝大多数了。诉诸皇帝的基本表达路径决定了中国文人江湖史基本就是中国文人的伤心史。与悲伤相伴就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宿命。

历史提醒我们：诉诸皇帝是私人表达，你写什么都可以，甚至可以告密打小报告，而诉诸百姓是公众表达，它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配成社会灾难。一个正常的忠告应该是：文人表达的阳关道是公众表达，但正因为是公众表达，文人应善用自己的情感理智和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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