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春剑行动

朱一之在银都铁路局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高中毕业后下乡，在j省南方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县干了两年“知青”，随即被招进了铁路工务部门当了一名巡道工。因能说会道，还能写得一手好字，被当时的工务段党委书记吴郑之看中，挑到段党办当了一名宣传干事，他会察言观色，也会逢场作戏，特别是能讨吴郑之的喜欢，先是被聘为党办宣传干事，一年后又被提拔为组织助理员，再升任党办主任，人家一辈子达不到的目标，他两年不到就实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郑之被调银都铁路局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把朱一之也调到了局党委宣传部，不久，又把他调到局政治部当秘书，跟吴郑之“拎”了两年包，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撤消后，政治部办公室改名为局党委办公室，朱一之也改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银都局原党委书记到点退休，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吴郑之接任党委书记，朱一之又被调任政法办副主任并主持工作。

朱一之掌管政法办，一下子就成了银都局上下关注的“明星”，“圈子”里的人都明白，这政法办可是一个“实权”部门，它虽然也只是一个“处级”架子，可它要协调管内公检法各单位，管着六七个正处级单位，朱一之当然是响当当的“实权派”，而且，在这个“实权派”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人物在支持他，那就是局党委书记吴郑之，吴郑之还兼任局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办。

两年前，银都铁路公安处处长退休，在继任者人选问题上，局党委书记吴郑之和局长陈六湖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六湖提名公安处原副处长王酩升任处长，理由是王酩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分管刑侦、内保和警卫工作，业务熟悉，从副处长提拔为处长，名正言顺，而吴郑之却不同意，理由是执法部门不能搞成铁板一块，需要交流互动，可以把王酩调离交流一下，现在，公安队伍的风气不好，形象不佳，内部整顿力度又不够，迫切需要从外部调一个能力强、作风正、政治素质高，有魄力的领导人去掌管这支队伍，吴郑之提议让时任局政法办副主任的朱一之当处长，以强化队伍建设，搞好内部整顿，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

对此，陈六湖又不同意，认为朱一之没有公安工作的经验，派一个完全不懂公安业务的人去当处长，下面的人不一定指挥得动，吴郑之却不以为然，认为公安处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执法部门，也是党委的一支基本队伍，其主要领导人最起码的条件应是对党的事业忠诚，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立场坚定，斗志旺盛，业务不懂可以慢慢学，干起来再学也是一样的，公安部部长也不一定非要警察出身，照样能管好公安部，争论没有结果，后来，双方各让一步，朱一之被调到公安处任党委书记，原公安处的党委书记刘明礼改任处长，副处长王酩继续主管刑侦、内保和警卫工作，不调离不交流，原地不动，刘明礼在处长任上干了一年就退休了，朱一之则顺理成章接了处长的位置，陈六湖没有再反对。

不久前，公安系统领导职务进行调整，在领导班子中专设了主管公安政治工作的政委一职，副处长王酩升任政委，朱一之则以处长的身份兼任了党委书记，后来有人评价说，公安处到底还是被吴郑之控制了，这些话，有没有传到陈六湖的耳朵里，别人不知道，但自朱一之任处长后，陈六湖就很少到公安处去了，公安处的经费也比以前更紧张了，这是事实，为此，朱一之常到局机关去叫苦，经常为钱的事焦头烂额，他手下的那些科长所长队长们，也常常是小眼瞪大眼，没得治，谁也不好把这一层纸捅破，但谁都知道，朱一之是吴郑之的人。

朱一之和叶梦琦之间有没有矛盾？倪思源不太清楚，倪思源认为，如果他俩确有矛盾，那对银都局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掌管银都局的“第一窗”――银都站，一个统辖银都局的“第一锁”――银都火车站派出所，站所关系不好，银都站的工作当然要受影响，银都所也不会有好果子吃。这银都局的第一“窗”打不开，“第一锁”锁不住，最后受损的当然就是银都局了。

想到这里，倪思源觉得，即便抛开叶梦琦与朱一之的个人关系不说，自己也应该去见见朱一之，不能让他们把小矛盾弄成了大矛盾。倪思源他给朱一之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下午到公安处去一趟，理由当然冠冕堂皇：采访报道公安处的春运工作。

朱一之答应了。

这边的电话刚刚放下，那边的电话又响了，倪思源抓起电话，自己的顶头上司――记者部主任傅的大嗓门就叫开了：“喂，思源吗？”

“哦，是傅主任哪，”倪思源愉悦地问候道：“您好啊！”

傅当了十多年的副主任，最近才升任正主任，可就因为他姓傅，被扶正了，当了正主任，但人们还要叫他傅（副）主任，更要命的是他那个单名（读chui），本是一个又生又冷的孤僻字，又是地方方言，意为鞭子，鞭打的意思。因为读（chui），却又变成了锤子，用鞭子打人就可怕，用锤子打人，这还了得？所以，大家都说傅厉害，敢用锤子“鞭人”，偏偏这个“”又与“吹”近音，傅就变成了“胡吹”。这“胡吹”要是搁在什么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可他偏偏搁在报社，这就不太好听了，外面的同行见了，老是“胡吹”“胡吹”的叫，特别亲热，他写的稿子，人家不会多评论，常常就是一句话：这是“胡吹”的。傅有时候也真敢“胡吹”，前一阵子，他对倪思源还是不错的，有什么具体原因，尚不太清楚。

顶头上司的嗓门太大了。倪思源还没有把听筒完全贴近自己的耳朵，耳膜就开始振动起来，他只好把听筒翘起，离耳朵远远的，又一次感受这出奇的大嗓门：“思源啊，你是怎么搞的？你这把‘快刀’是不是‘钝’了，等你这么久了，你的春运述评还没有搞出来呀？”

“傅主任，你不要再催了，再催我就只有跳楼了，春运还没结束了，好多数据没有统计出来，银都局对今年的春运工作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这个述评现在还不好写啊！”倪思源诉苦道。

傅最近熬出头了，既转了正，当了记者部的正主任，又通过了副高职称评审，享受高级记者待遇，出门可以坐软卧，工资也往上窜了一大截，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倪思源知道，在傅高兴的时候叫点苦，他是不会计较的。

果然，傅没计较，笑呵呵地打趣道：“不好写，也要写啊，什么事能难住你这把‘快刀’，写述评是你的特长，春运报道年年搞，别人都没你搞得好啊，你就不要翘尾巴了。”

“翘什么尾巴呀，傅主任，你就不要再给我点眼药水了，我哪是什么‘快刀’啊，现在，肚里的油水都被榨干了，您又不给补充一点，只要马儿跑，还不管马儿吃不吃草，你就是不关心部下的死活呢！”倪思源叫苦道。

傅却不卖帐，亮着大嗓门继续叫：“你跟我哭穷，谁不知道银都局是春运大户，每天收入上十亿，把你放在油锅里，你还说没油水，到时候我在你肚脐上点油灯，你可不要说没提醒你，别喂得太肥了！”

“别别别，你亲自来吧，就把您放在油锅上熬一熬，也让您尝尝味？”倪思源打趣道。

“你当真我不敢来？小子，你等着，过几天我就来收拾你！”傅几乎大喊起来了。

倪思源把听筒翘得高高的，对着话筒大叫道：“别啊，别再过几天啊！今天就动身，您到了银都，这述评就由您亲自动手写，给我们弄一篇好范文。”

倪思源的这一招有了效果，傅的大嗓门明显地降低了：“你想得美，我就是来了，述评也不归我写。你的述评是总编亲自点的将，他告诉我，别人的写不出没关系，你的一定要写，而且要写好。他要看。我才给你打电话，叫你上点心，搞个优稿搓一顿。”

倪思源心里“格登”了一下，听到是总编点将要看稿，只好告饶，他倒不是怕总编找麻烦，而是觉得这“差事”赖不掉了。赖不掉的“差事”当然是赶早不赶晚啊！晚了，黄花菜不也变凉了？想到这里，倪思源只好换成了求人的口气，对着电话央求道：“傅主任，那您就把传真打自动，不麻烦您亲自接收了，今晚我一定给你传过去！”

“怎么？你真的还没写出来？”傅一听就明白，打自动是为了晚上传。记者部晚上没有人值班。

“是的，现在题目都还没有定。”倪思源也只好实话实说了。

“那好，给你打自动，不过，你要上点心啊，今天一定要传过来，总编交待过，明早他要看。”傅不再打哈哈，做完交待，就把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倪思源也烦躁起来了，这几年，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搞越历害了，上面图虚名，下面就搞花架子，一线职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常年累月，往往是前面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后面的活动又跟着进行了。有时候为了要应付上面检查，一个站段同时要接待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工作组，生产一线的站、段长，要分场“跑片”才能对付，哪来的精力抓正事？有的站段为了接待各级检查组，一个春运就要花掉数十万元。这样大的花费，到底能产生多少效益，天知道！

中国铁路大规模的春运，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沿海开放，给沿海注入了生机、活力和外资。国外大企业集团在沿海地区设点办厂，看准的就是中国内地廉价的劳动力，结果，就形成了内地农民南下沿海打工的风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南下打工风潮愈演愈烈，作为民工南下走沿海、赴边关的必经之地，j省的春运更显繁忙，银都局不仅要为本省外出民工争运力，还要为其它各省中转的旅客留空间，备运力，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春运看j省，j省春运看银都。银都铁路局的一举一动，都直接牵着北京的心。有一年春运，南方地区突降大雪，公路封闭，机场关闭，数百万旅客云集在j省各大车站，灾情震动北京，在铁道部的直接指挥下，全国各铁路局联手驰援，近百列空车车底星夜赶往j省，在银都站上演了一场百万旅客大抢运的悲喜剧。

倪思源亲身参与了这场百万旅客大抢运，有感而发，给报社写了一篇述评，题目就是《百万旅客过银都》，稿子一见报，立刻好评如潮。圈内圈外的人都认为写得好，有气势，体现了铁路大联动机“联”字的特点，倪思源也着实“火”了一把，大会小会受表扬，这篇述评还被评为当年报社的优质稿，奖了倪思源100元钱，被大伙要去打了牙祭。第二年春运结束后，倪思源又写了一篇，题目叫《“上帝”安然过银都》，此文把旅客改成了“上帝”，并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安然”两个字。总编看了稿子，认为倪思源善挖掘，有灵气，特别批示把稿子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发了，还配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插图。稿子一见报，又引来了一片赞扬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家都说，倪思源的述评写得好！

去年春运工作刚结束，总编就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再写一篇春运述评，倪思源没办法，关起门来，把自己“禁闭”了三天，终于完成了，题目变成了《“上帝”文明过银都》。好在这一年，银都局的春运也不错，不仅做到了不死，不伤，不燃（发生火灾事故）不爆（发生爆炸事故），而且安全有序，旅客的满意度也有提高。倪思源便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把题目做了一个小改动，把“安然”二字改成了“文明”二字，倪思源的观点是，服务工作是“双向”的。列车上的服务水平提高了，旅客就满意；旅客满意了，旅客乘车的文明程度也会提高；旅客乘车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反过来又会促进列车上的文明服务。当然，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服务”又还是起主导作用的。

这篇评述，富有哲理，既褒奖了旅客的文明乘车，又颂扬了银都局的文明服务。总编看了稿子，赞不绝口。过去，他从不轻易表扬人，这一次，却在报社社务会议上多说了两句，认为倪思源动了脑子，述评写得好。春运年年写，年年岁岁都不同，这就是新意。总编不常表扬人，但表扬起来也是别具一格，没有人敢有异议，春运述评数倪思源写得好，报社没有人敢跟倪思源较劲了。可是，银都局却有不同的声音了，有的人说：“这是红漆漆马桶――粉饰太平。”还有人说：“这是吹牛皮，说假话。”甚至还有人背后骂“这是放狗屁，说瞎话。”

倪思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现在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报社每个星期都要发布“报道要点”，规定了记者必写的稿件，没有这样的稿件就叫没有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一线职工对自己所写的稿件的越来越不满意，认为自己玩虚的多，说实话少，报纸不为老百姓鼓与呼，不跟老百姓讲真话。现在这年头，大家开玩笑说：说真话，领导不高兴；说假话，老百姓不高兴；说痞话，大家都高兴。可你不能为了大家高兴，把痞话也弄到报纸上去啊。现在要写点稿子，真还是有点难啊。

倪思源沉思良久，想起这几年自己写的几篇文章，突然有了一点“灵感”：去年的述评已写到《‘上帝’文明过银都》，今年还能继续往前走吗？走到什么地方是尽头啊？到了“尽头”不就又要走回路了吗？得，不能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就没法写了，还是换个中性一点的题目吧，好的歹的都说一点，成绩缺点都总结一下。想到这里，他拟了一个题目：《话春运》，不妥。再拟一个《闲话春运》，更觉不妥，把闲和春运连在一起，犯了常识性错误。倪思源眉头一皱，又拟定了一个：《鸣金归来话春运》，这下，倪思源紧皱的眉头才有点舒展了。好，就用这个题，《鸣金归来话春运》，正反两方面的话都可以说，不会顾此失彼了，今年的春运总体还是不错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买票难，候车难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还需要继续努力。主题有了，思路清了，文章也就有得做了，倪思源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来了。

下午三点，倪思源敲响了朱一之办公室的门。

“请进。”朱一之戴一副金丝眼镜，正坐在宽敞威严的老板桌后面在看文件，如果不是肩上还挂着二级警监徽章，一身藏青色警服穿在他的身上，你是很难把他同威武庄严的警察形象联系起来的，这是一张瘦长的脸，但却有宽阔的前额，鼻梁较高且尖，有一些向上凸起的意思，但又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鹰嘴鼻”，下颌也很宽，脖子长长的，因为有着1米8几的个头，长得也还算是比较匀称，常年戴眼镜，鼻梁上端有些变形，摘掉眼镜后就立刻显得有些滞呆，但只要把眼镜戴上，他的整个生气就恢复了，他也喜欢微笑，可笑容里老是有一种叫人琢磨不透的意思，要命的是朱一之穿上警服，戴着警徽，再配上他这种笑容，常使他的手下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倪思源没有在他手下工作，不归他管，当然也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倪思源推开门，朱一之正好抬起头，两眼对上了“四眼”。

“欢迎欢迎，倪大记者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朱一之从老板椅上弹起来，绕过办公桌，伸手来迎。

“朱处，你是日理万机啊！”倪思源也把手伸过去，跟他拉了一下。

“小张，倒茶。”朱一之向着里屋，叫了一声。

一名漂亮的女秘书从办公室里间走了出来，手脚麻利地倒了一杯茶，放到倪思源坐的茶几上。朱一之笑眯眯地介绍道：

“这是张秘书。”接着，又把头转过去，一语双关地向张秘书介绍道：“这是倪大记者，他可是江南才子，银都名记（妓），我们得罪不起啊！”

“知道。倪大记者的文章我天天读，写得太好了。”张秘书淡淡一笑，脸上的酒窝就显现出来了，在朱一之身边工件，她当然明白这弦外之音，也就顺着杆子往上爬。

张秘书二十出头，不胖不瘦，个头适中，虽谈不上大家闺秀，倒也有几分风采，倪思源打趣道：“朱处长，怪不得你难找啊，敢情是金屋藏娇了。”

“倪记者开玩笑了。”张秘书有点窘，让倪思源捡了便宜又卖乖，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朱一之给她使了一个眼色，她便很知趣地走开了。

把倪思源让到了办公桌旁的沙发上，朱一之又递过一支烟，认真地问：“你要采访春运？”

“是啊，你当大处长已经这么久了，我也该表示表示了，想给你写点东西啊！”倪思源道。

“哎，是我该表示表示。不过，你要写点东西，应该找王酩哪，他分管政工口啊！”朱一之转过身，又坐回到了大班椅上。

“别，别，刚进你的办公室，茶还没喝一口，你就要把我踢出去？”倪思源怕朱一之一推二六五，赶紧摆手打住。

“哪能呢？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说，王酩现在分管政工口，给你介绍情况是他的份内事，你来采访，不找他，人家会有想法的。”朱一之解释道。

“按理说，我也算政工系统的一分子，但我喜欢找行政领导聊。”倪思源说。

“为什么？”朱一之颇感意外，他自以为搞了多年宣传，对新闻界很了解，却没有料到倪思源会这样说。

“我是个急性子，喜欢直来直去，”倪思源道：“行政干部说话直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能谈得来。”

“哈哈哈，怪不得以前你很少找我？我到公安处两年多，你一直没来过，原来是怕我枉顾左右而言他啊。”朱一之大笑起来，笑声震得倪思源耳朵都有点发麻了，张秘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看到张秘书又过来了，朱一之索性叫她坐下，一边笑，一边吩咐道：“来来来，倪记者要采访，你是管信息的，你就跟他汇报汇报，他问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环顾左右而言他。”

张秘书不知道朱一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会要她走，一会又要她坐，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停地在倪思源和他的身上睃来睃去，像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

倪思源对朱一之道：“我今天是采访你的，不找张秘书。”顿了一下，对转过头对张秘书道：“你在朱处长身边工作，文章也一定写得好，朱处长是大秀才，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倪思源一语双关，张秘书听明白了，立刻站了起来，一边往后退，一边道：“我不行，我不行，我的文章写得不好。”

张秘书退出办公室，随手把门也合上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倪思源和朱一之两个人，朱一之这才收敛笑容，从摆在茶几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大中华”，隔着茶几递过来，倪思源摆了摆手，朱一之也不再推让，叼到嘴上，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精美的防风打火机，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啪”的一声，把烟点燃了，吐出一溜长长的烟圈，惬意地问：“老弟，你要采访什么？”

看到朱一之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倪思源坐在沙发上，心里暗自思忖：这朱一之，处长还没干多久，这大老板的派头就这么足了？他真想抬屁股一走了之，可转念一想，叶梦琦委托的事还没办啊？他只好隐忍不快，有意无意问道：“听说你们最近搞了一个‘春雷’行动？”

“不是春雷行动，是春剑行动，”朱一之很在意倪思源的说法，连忙纠正道：“部里开展的才是春雷行动，我们行动的声势小多了，不能叫春雷，只能叫春剑，就是一支剑，我们也要亮一亮。”

“这两字不妥，咋一听，‘春剑’就变成了‘蠢见’。”倪思源道。

“怎么会呢？”朱一之颇有点不以为然，继续介绍道：“两天前，部里准备从外局抽调800人，把‘春雷’行动延伸到我们这里来，后来，大概是看到我们也很努力，就没来了，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肯定，大家的压力很大，但劲头也很足。”

倪思源知道，朱一之讲的肯定就是800警察赴银都的事，倪思源没兴趣谈这事，他只想把叶梦琦托他带的话带到就行了，停了一下，倪思源又不经意地问道：“那你们春剑行动的效果如何呢？”

“有些效果，”朱一之挥了挥手，道：“地方一些媒体已做了报道，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但是，对你来说，我就不敢多讲了。”

“为什么？”倪思源不解，接着又问道：“你是看不起我们这张报纸喽？”

“哪敢？”朱一之连连摆手，解释道：“你们的报纸，登的都是大政策，我敢看不上你们的报纸？我是怕上不了你们的报纸。”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还是看不起我们，”倪思源道：“大有大的声势，小也有小的用处啊，春剑的声势虽然没有春雷大，但不是没有经验总结啊！”

“差远了，”朱一之解释道：“我们抓的小鱼小虾，登不了大雅之堂！”

“不是说你们最近查了一个售票点，这不是条大鱼吗？”倪思源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什么？谁说的？”朱一之“腾”地一下从座椅上弹了起来，厉声问道：“你刚才说查了一个售票点，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

倪思源愕然，他不知道这堂堂的公安处长竟如此没涵养，站起来冷冷道：“朱大处长，你的火气也太大了吧！”

“王八蛋！”朱一之不管不顾，抓起桌上的电话，一边按键，一边骂，这电话好像也有意跟他过不去，他拨第一个电话，没人接；拨第二个电话，是忙音；拨第三个电话，还是没人接。朱一之急了，气得他把电话听筒一摔，一屁股坐了下来，又恶狠狠地骂道：“操他妈的麻x，这帮王八蛋，死绝了？都干什么去了？”

倪思源愣了半晌，呆不下去了，从沙发上站起来，夹起采访包，就要往外走，看到倪思源出了大门，朱一之这才回过神来，一把拉住倪思源，赶紧赔礼道：“思源，对不起，我不是针对你，是银都所这帮人太浑了，没得卵用……”

倪思源一边走，一边道：“他们没得卵用？关我屁事？你不愿接受我采访，你就直说嘛，骂人干什么？我不是来讨骂的。”

见倪思源真的生气了，朱一之赶紧从办公桌里走了出来，挡在倪思源的面前，哈哈大笑起来：“思源，你还真的生气了？你是钦差，我敢骂你吗？来来来，坐坐坐，到了我这个地方，骂人变成了家常便饭，你就当没听见，只当我自己骂自己，这还不行吗？”

朱一之一边说，一把抢过倪思源的采访包，又放回到了茶几上，伸出双手，把倪思源按到沙发上坐下了。

朱一之真心挽留，倪思源的气也消了一些，坐在沙发上不吱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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